維吾爾族人走過牆上懸掛的中國共產黨黨旗。（圖片來源：WANG HE/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2月4日訊】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敦促民眾，要使恐怖份子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吐爾遜撰寫《後街》的十五年間，他觀察這種將維吾爾族構陷成「潛在的次等人」（potentially subhuman）的手段如何發展出來。他目睹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共產黨各地方委員會如何展開一場「藝術運動」，將信教的維吾爾人描繪成街頭巷尾被暴民追趕的老鼠。他體驗到維吾爾人如何被恫嚇，亦即被當成全球恐怖主義論述的標靶。在中國，只有少數民族才會被稱為恐怖份子。由「危險的」維吾爾男子氣概與伊斯蘭習俗聯想到的恐怖主義位置，引發了欲將維吾爾人斬盡殺絕的暴怒——吐爾遜重複寫了二百多次的「劈」字來描寫它。這種暴怒，以及領導此運動的官員充滿優越感的微笑，將維吾爾人推往城市更深的灰色地帶。
《後街》的世界是個位於漢族邊疆的殖民城市，本書探索該城市如何透過美麗與甜蜜之引力，以及同時存在的仇恨與恐懼之斥力，製造出錯位的生活。烏魯木齊是主人翁試圖安身立命的大城，北京是他曾就學、但並未與此漢人主導的都市互動的「舞臺佈景」，南疆則有他經歷初戀與暴力的村莊；小說穿梭於三地之間，闡述去人性化的局外人（dehumanized outsider）與本土歸屬（native belonging）之主題。兩個主題都回應了在敵視維吾爾人的城市中生活的剝奪效應。此二主題之間的衝突，則以更普遍的問題形式呈現——亦即關於生命本身意義的問題。
去人性化的局外人
《後街》敘述一不知名的維吾爾男子生命中的某個夜晚；他透過「多元化招聘」的管道在政府部門覓得一份臨時工作後，從南疆的村莊來到烏魯木齊。由於新疆名義上是「維吾爾自治區」，政府部門通常必須依法提供一小部分工作給維吾爾族的員工。然而，這地區雖有維吾爾之名，本地人，即土生土長的維吾爾人，卻極少擔任握有實權的職位。
整篇小說中，主人翁的漢族上司笑容陰險，遇到的城裡人則面露嫌惡，在在顯示這無名男子正被去人性化，不被當人看，而被視為某種生物範疇。透過細微的暗示，《後街》慢慢揭示它是在敘述被劃入「次等人」範疇的經驗。吐爾遜寫道：
一隻老鼠突然像子彈般從我面前衝出，消失在垃圾裡。我愣了一下，但隨即繼續走。我怕別人看見我被一隻老鼠嚇著的樣子，所以立刻回頭張望。就如老鼠在垃圾中四處亂竄，我也老在城裡四處亂竄。我跟它一樣會覓食，填飽肚子後，最大的渴望就是睡覺。
他帶著恐懼的神情匆匆穿過辦公室和街道。整篇小說中，他一直很看重自己敏銳的嗅覺，那似乎讓他與眾不同。「氣味」一詞在小說裡出現了一百多次，通常與他對鄉村生活的記憶有關：貯放蕪菁的地窖、羊糞、散發糖果香的酒、鄰居女孩的氣息；但也與疾病和死亡的氣味有關——他的辦公室與笑臉上司營造的氣氛，都讓他聯想到疾病和死亡。他聲稱自己嗅覺過人，並因此而激發內在生命，然此聲稱所帶來的自由有限。小說表明其自我的獨特性正在被剝除。他三番兩次重複自己既無朋友亦無敵人，沒有社會關係。他的孤獨深不見底，椎心刺骨。
因此在本質上，這篇小說似乎著眼於總是存在於外部的不受歡迎者。它描述種種狀況，其中被種族化的、族裔上的他者，始終—已經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們是透過社會遭遇和阻礙其成功的權力結構而明白的。依據學者莎拉．艾邁德（Sara Ahmed）所言，族裔種族化的機制一向以當權者的形態出現，讓少數族群的身體感到「格格不入」。為了證明其價值，少數族群經常一遍又一遍努力證明自己，卻每次都發現他們仍被視為毫無價值。身份擋在他們前面，似乎是不可改變的障礙，阻止他們得到認可。
當吐爾遜說主角那「皮膚泛著油光」的同事眼神「像老鼠藥」，使他無法在辦公室過夜時，所喚起的就是這種感受。他的上司也一樣，總是帶著殘酷的微笑，分派他任務以測試他的能耐：要他寫正式信函，強迫他捐血給慈善事業。在敘事者的訴說中，生活於這種結構下所產生的仇恨有時會引發反應，「其抑鬱交織著狂熱，偶爾會驅使人謀殺與施暴。」正是這些反應讓他們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這是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使其得以成立的則是那些從一開始就排除維吾爾人的機制。
對小說主角來說，中國城市的不人道醞釀出深切的不祥預感。他試圖抓住可能帶給他自主意識的一切。敘事重心在於他無止盡的掙扎，以抵抗社會性死亡的引力。他的主要策略是退回內心，尋求齊克果（影響吐爾遜的人之一）可能會稱為「消極解放」的狀態。但這解放總不徹底，總不完整；那是一種拖延戰術和治標不治本的保護形式。敘事者愈是運用一套神秘的數字系統——這主題就像氣味一樣在小說中出現了一百多次——作為遊戲，以期超越貧困和他在族裔種族化城市中的缺乏歸屬感，便愈明白自己無法言說，也無法對世界發生作用。他的聲音是受困者將窒息的聲音。他對數字的執迷或許是一種對抗世界的無邊和城市冷酷的方式。它似乎為他提供前進之道，但並非出路。儘管有求生意志，周遭環境卻不斷告訴他，他不配在城市中佔有一席之地。他所遇到的人皆茫然沉默，暗示他不配在任何地方佔有一席之地。他連一個「墳墓大小」的房間都租不到，也無法用中文或維吾爾文寫出自己的保證函，這迫使他推斷自己唯一且最大的力量就只是活下去。畢竟，最令笑臉上司惱火的便是他「還活著」。因此，他的生存能力「必然具有極大價值」，而他的「存在本身即是其挫敗感的最大來源」。
為敘事者指引方向的明星變成抽屜裡一張紙上寫的數字，那個抽屜所在的辦公桌平常鎖著。他察覺自己的缺陷與族裔及城鄉差異有關，堅信科學與數學的語言可望提供某種方法克服此缺陷。然而隨著故事進展，似乎連那社會歸屬感的來源——抽屜和其中的數字——也受到威脅。無論是皮笑肉不笑的辦公室主管，還是皮膚泛油光、嘶聲說教的同事，甚或講一口道地北京話的工友，對他的教育「水準」始終視而不見。他們聯手讓他不斷意識到自己的缺陷，併合謀促成他的社會性死亡。走投無路下，他懇求街上遇見的人幫忙，但他的樣貌彷彿總是擋在他前面，他們要不是厭惡退避，就是乾脆不理他。
本土歸屬感
然而，這篇小說的首要主題如果是維吾爾人在烏魯木齊的生活違反人道，那麼主人翁透過重溫童年記憶所表達的美好與憧憬，也形成一種對生命的堅持。他在腦中解譯周遭的漢人世界時，將維吾爾知識帶入當下。小說敘事交替進行於潮濕的辦公室、濃霧瀰漫的街道、明信片般的北京——他和其他維吾爾人甚至從未嘗試在那裡獲得任何社會角色，以及美麗又恐怖的維吾爾村莊；這個策略將時間與空間往不同的方向拉扯，但並沒有為小說的世界建立完全可靠的基礎。就像主角自己指出的：「一面鏡子若碎成好幾片，一個景象的現實也就碎裂成好幾片，而其現實永遠無法完全重組。」儘管如此，透過並置與心靈的飛躍，敘事提供了維吾爾村莊生活的意象性景觀，將平凡的故事、沙漠神話、鄉村薩滿的煙霧與儀式，與他在北京圖書館讀到的哲學家放在同一舞台上。借由這麼做，敘事者建構了一種鮮活的、對於物體與動作的維吾爾感官體驗：殘破的掃帚、扔棄的鞋、糖果的氣味、民謠的聲音、人行道的裂隙。而回歸吐爾遜所理解的叔本華思想——認為世界由物體及其表象所組成，這些對於維吾爾事物之意志或本質的意象性描繪，從小說的舞台上喚起了照護實務、慾望規範、人與空間的關係，以及處於存在主義控制邊緣的恐懼。這些現象共同再現了當代維吾爾人的經驗世界。
城市世界的濃霧瀰漫使未來顯得黯淡迷茫，然其不確定性也為主角提供了一方畫布，讓他逃離酗酒父親的陰影與森然迫近的毛澤東肖像。他要逃離的是高學低就與新的厭女形式；一九九○年代，隨著維吾爾人被迫離開其土地，投入漢族移居者帶來的白酒（有糖果香氣的高粱酒）懷抱，這兩種現像在維吾爾家園屢見不鮮。酗酒的潛在腐敗性，如同暴力狂熱的誘惑與漢族裔民族主義的禍患，對維吾爾族的生存未來構成惘惘威脅。這些勢力與驅使主角尋求出路逃離牢籠的飢渴相對立——他發現自己置身籠中，「沒有鑰匙，也沒有未上鎖的門。」
暴力的威脅也與愛和美的意象對立，那些意象透過種種回憶浮現：母親的關愛、初戀的灼熱氣息，以及沙漠綠洲生活慵懶而晶瑩的氛圍。這些維吾爾傳統的引力，顯示土地與社群的節奏能創造脆弱卻持久的逃避與生存形式。因此，小說的世界反映出維吾爾文化生活在脅迫下仍具有的豐富性。當敘事者從極其細膩的觀察轉向對於宇宙意義與人類在其中位置的廣泛思考，這種豐富性變得更鮮明。這些思考來自他透過閱讀維吾爾詩學與知識體系、希臘詭辯法和現代主義哲學所獲得的親身體驗。主角於此表明，儘管他並未經由在北京念大學的歷練——還有充滿暴力的成長過程——找到真正的歸屬感，但他確實學會玩人生遊戲。這些經歷共同促使他發展出一種內在性，用以生存於寒冷而充滿病毒的烏魯木齊後街。
（本文為《上報》授權《看中國》轉載。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