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波在沙子表面形成了美麗又神秘的圖案（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在人類的藝術形式中，音樂或許是最神奇的一種。它看不見、摸不著，卻能夠跨越文化、語言與時代，直接作用於人的情緒與身體。一段美妙的旋律，能讓人心緒平靜，能喚起一段久遠的記憶，也能使聆聽者內心產生強烈的共鳴。長期以來，人們習慣將音樂視為一種情感表達的載體，卻很少追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音樂的力量，是否僅止於心理層面？
許多人或許聽說過這樣的說法：如果讓新生嬰兒聆聽莫扎特、巴赫、貝多芬等古典音樂家的作品，便可能更好的促進大腦發育，使其更加聰明，甚至提升情緒與社交能力。研究人員認為，DNA與音樂之間所呈現出的高度相似性，或許正是理解這一現象的重要線索。
提到頻率與振動，美國傳奇發明家尼古拉．特斯拉曾提出，如果想要理解宇宙的奧秘，應當從能量、頻率與振動的角度去思考。而奠定現代物理學基礎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談及物質本質時也曾指出，人們對「物質」的理解或許長期存在誤區。所謂物質，其實是振動頻率降低到能夠被人類感官感知的一種能量形態，本質上並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實體」。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宇宙的本質是能量，萬事萬物，包括人體，都在以各自特定的頻率振動著。
振動與頻率雖不可見，卻真實存在。聲音正是振動所產生的聲波，而由和諧聲音組合而成的音樂，也因此具備了潛移默化地影響人類生活、健康、社會乃至世界的力量。隨著音流學的發展，人們開始以可視化的方式觀察這種力量。
音流學，簡而言之，是藉助沙粒、岩粒或水等介質，將聲音的振動形態呈現出來的一種方法。早在一千年前，非洲部分原始部落便通過將沙粒撒在鼓面上敲擊，使振動形成圖案，並據此進行占卜。1630年，義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也曾進行類似實驗，發現聲音振動會使鋪有粉末的表面形成特定圖案。此後，英國科學家羅伯特．胡克以及德國物理學家恩斯特．克拉德尼進一步系統化了相關研究，克拉德尼也因此被稱為「音流學之父」。
「音流學」這一名稱，則是在20世紀由瑞士醫生兼自然科學家漢斯．珍尼正式提出。2002年，英國聲學工程師約翰．斯托爾特里德發明瞭一種名為Cymascope的技術，將純淨水置於覆蓋乳膠薄膜的揚聲器上。由於水的表面張力具有高度靈活性，這種裝置能夠記錄聲音在極短時間內產生的變化，從而呈現出更為細膩而複雜的振動圖樣。
既然聲音能夠使水、沙粒等物質形成奇異而美麗的結構，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在聆聽音樂時，人體內部的大量液體、組織，乃至DNA分子，是否也會隨之產生振動。當音樂的頻率與人體自身的自然頻率相接近甚至吻合時，是否可能產生共振現象？
共振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7世紀。1665年，荷蘭科學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發現，當多座頻率相近但擺速略有差異的擺鐘被置於同一環境中時，經過一段時間，它們的鐘擺會逐漸同步擺動。這一現象後來被多次重複驗證。
由此，人們總結出共振原理：當一個較強、具有穩定節律的振動作用於另一個頻率相近但振動較弱的物體時，後者會在持續刺激下逐漸調整自身振動狀態，最終與前者趨於一致，從而產生共鳴。
DNA，這一由四種鹼基組成的分子序列，決定了生命的結構、功能與延續。它看似冷靜、理性，彷彿只屬於實驗室與數據分析的領域。然而，當人們嘗試以全新的視角審視遺傳信息時，卻逐漸發現，在這些不斷重複、變化與組合的序列之中，竟隱藏著類似旋律與節奏的結構特徵。在顯微鏡下展開的生命世界，同樣遵循著高度精密而有序的規則。
當音樂與DNA這兩種看似毫不相干的體系被放在同一張坐標系中，一個跨越科學與藝術的問題隨之浮現：如果音樂能夠被「聽見」，那麼遺傳信息是否也能被「演奏」？如果音樂的旋律能夠影響情緒，甚至改變生理狀態，它是否也可能在更微觀的DNA層面，與生命產生深層的共振？
1984年，在日本國立癌研究中心，兩位研究員林健志和宗像信生，為了更加準確的往計算機裡輸入DNA實驗數據，建立了一種能夠將人類基因序列與音階的對應體系。當他們將這一體系映射到五線譜時發現，DNA序列甚至可以被表示為一種高度簡化的「專用譜線系統」，使遺傳信息以音樂的形式呈現出來。
不久之後，林健志與宗像信生將這一跨學科研究成果發表在英國《自然》雜誌上。他們指出，不同DNA片段在轉換為音樂後，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聽覺特徵，並可能引發不同的情感體驗。例如，當他們將人類白血病病毒Ⅱ型的鹼基序列轉化為樂譜，並通過電子樂器演奏時，所得旋律呈現出明顯的低沉與哀傷，彷彿在無聲地訴說某種不幸的生命狀態。
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後，迅速在科學界引發廣泛關注。許多研究人員開始嘗試以不同方式，將DNA鹼基映射到其他音階體系中，探索遺傳信息與音樂結構之間更豐富的可能性。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生物分子工程學教授大衛．迪默，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致信兩位研究員時提到，自己嘗試採用另一套對應方式，併發現由此生成的DNA旋律更加絢麗多變，某些重複序列甚至會呈現出清新而明亮的音色特徵。胰島素基因所轉化的旋律，則表現出一種有序、穩定而令人愉悅的節奏感。
此後，迪默教授還與音樂家合作，錄製了DNA組曲的錄音作品，甚至成立了專門銷售DNA音樂製品的公司，使這一原本屬於實驗室的研究成果，進入了更廣泛的公眾視野。
如果說進一步將DNA音樂的概念推向藝術與結構層面的深入探索，日本遺傳學家大野干的研究則提供了更宏觀的視角。他注意到，DNA在複製或重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序列片段，這種現象與音樂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主題旋律高度相似。一首經典樂曲往往通過主旋律的重複、變形與再現，構建完整的結構，而DNA序列似乎也遵循著類似的「作曲邏輯」。
基於這一觀察，大野干不僅研究鹼基與音階的對應關係，還引入音樂中的旋律發展、高低音配置等概念，使DNA序列轉化為真正具有音樂結構的作品。他向人們展示，在看似冰冷的基因編碼背後，或許本就蘊含著一種內在的節律與秩序，一種尚未被完全理解的生命樂章。
如果音樂的振動頻率能夠與人體DNA或細胞活動的頻率產生互動，形成細胞層面的和諧共振，那麼音樂或許就有可能影響人體的整體健康狀態。
事實上，已有不少科學家開始探索音樂在醫療領域的應用，並取得了一定成果。表觀遺傳學研究顯示，音樂確實可能對基因表達產生影響。近年的研究發現，聲波能夠影響細胞活動過程，某些特定頻率可刺激或抑制細胞生長，影響蛋白質合成，甚至調節神經遞質的釋放。近年來興起的「聲音療法」，正是在這一研究基礎上逐步發展而來。
通過音樂治療和修復身心健康的觀念，在許多古老文明中早已存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音樂自古便被視為具有療愈作用。據傳，倉頡在造「樂」字時，便與此有關。相傳黃帝與蚩尤大戰時，雷鳴般的戰鼓聲震暈了蚩尤的士兵。戰後，為使士兵恢復清醒，黃帝製作了一種金屬為體、絲弦為聲、木架為形的樂器，演奏之後，士兵逐漸甦醒。倉頡據此造字，以五行中「金」對應「白」，在甲骨文中，「樂」與「藥」本為同字。後來人們發現草本植物亦具治病之效，便在「樂」字上加草字頭，形成「藥」，從而區分音樂治療與藥物治療。
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音樂不僅關乎治病，更關乎人的精神、社會秩序乃至國家興衰。荀子在《樂論》中指出，音樂能夠深入人心、陶冶性情。音樂中正平和，則民眾和睦協調而不淫亂；音樂莊重肅穆，則民眾同心同德而不混亂，國家兵強城固，外敵不敢侵犯。反之，若音樂妖冶輕浮，民眾便會放縱輕慢，社會陷入紛爭混亂，國家由此衰弱，終致外患。因此，古代聖王皆重視禮樂教化，而鄙棄靡靡之音，將其視為國家衰敗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