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攝於1992年的斯大林海報（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月28日訊】（看中國記者金言綜合報導）在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全球政治版圖正經歷一場深刻的震盪。曾經被認為已經隨蘇聯解體而進入歷史灰燼的「列寧主義」與「大清洗」，似乎正以某種更現代、更隱蔽，卻同樣冷酷的方式在中國重現。歷史學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通過對斯大林權力的解構，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多位時評人則通過對當下中國政壇的觀察，為這面鏡子鍍上了現實的底色。
斯大林：極權統治的「金標準」
科特金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也是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歷史與國際事務名譽教授。在加入胡佛研究所前，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數十年，曾擔任該校國際轉型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被公認為當代研究斯大林、蘇聯歷史以及全球威權主義最頂尖的學者之一。
科特金在《斯大林傳》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斯大林是所有獨裁者的「金標準」。這並非讚美其功績，而是指其在權力掌控、制度構建和意識形態滲透上的深度。
1.制度的原創者與效仿者
科特金指出，雖然毛澤東時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超斯大林，但毛的政權在DNA上是斯大林模式的衍生物。沒有斯大林提供的組織藍圖、軍事援助和工業模版，中共很難在內戰中獲勝。因此，理解斯大林，是理解一切共產政權運作邏輯的基石。
2.微觀管理的深度
斯大林不僅是一個統帥，更是一個深度的微觀管理者。他親自修改蘇聯英雄的自傳，審閱電影劇本，甚至在工業圖紙上批示。科特金認為，這種對細節的極端掌控力，通過恐懼和個人崇拜的結合，將整個社會變成了一臺精密且冰冷的機器。
3.「權力並不足以解釋獨裁」
科特金強調，單純的權力慾望不足以支撐斯大林式的統治。獨裁者往往擁有某種堅定的、甚至是扭曲的信仰。斯大林堅信自己是在保衛革命，而這種「道德上的自洽」讓他可以毫無心理負擔地處決戰友。這一點在習近平身上亦有體現——習堅信只有絕對的黨導一切，才能防止中國像蘇聯一樣崩潰。
「半懷孕」悖論：為何改革在列寧主義下是不可能的
科特金提出了著名的「半懷孕」理論：一個女性不能處於半懷孕狀態，一個列寧主義政權也無法處於「半自由化」狀態。
1.權力壟斷的排他性
列寧主義政權的核心是權力壟斷。文昭在其評論中多次提到，這種壟斷具有物理學上的「脆性」。一旦你允許1%的政治自由，這1%就會迅速成為社會反抗的聚集點。從匈牙利事件到布拉格之春，再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歷史證明，政治自由化不是改良的開始，而是崩潰的序幕。
2.習近平的「反向進化」
時評人石山認為，習近平在2012年上臺時，面對的是一個因經濟開放而權力稀釋的黨。鄧、江、胡時代通過允許私營經濟發展，實際上在黨的壟斷體上撕開了裂縫。習近平的任務是「補天」——他通過反腐和行政干預，強行將黨組織嵌入私營企業。這不再是資本家入黨（江澤民模式），而是黨「殖民」資本（習近平模式）。
現代大清洗：軍隊與親信的「祭壇」
近期中共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乃至國防部長、外交部長的接連消失，讓人們想起了1937年的蘇聯紅軍大清洗。
1.1937與2023的鏡像
自媒體大V、時評人江峰指出，斯大林當年清洗紅軍，並非因為他們不忠誠，而是因為他們「不夠恐懼」。獨裁者需要的是一種絕對的、非理性的順從。當將領們擁有獨立的威望、專業的軍事思維和複雜的內部關係網時，他們就成了領袖眼中的威脅。
2.「自己人」為何最危險？
科特金分析，領袖在地方任職時或許有幾十個親信，但當他面對擁有數百萬官僚的國家時，他會發現自己依然是「孤家寡人」。他提拔的人很快就會建立自己的利益小圈子，這種「山頭主義」是獨裁者永恆的噩夢。
自媒體大V、政論家文昭指出，清洗是一種「效忠測試」。領袖通過處決或監禁昨天的戰友，強迫剩下的人在「良知」與「生存」之間做選擇。
時評人石山認為，這種清洗具有隨機性。它不追求正義，追求的是一種「不確定性的恐怖」，讓所有下級都明白：你的安全完全取決於領袖那一刻的心情。
偏執的螺旋：安全妄想與物理脆弱性
科特金還注意到獨裁者的物理不安全感。
1.廚師、保鏢與毒藥
即便權力滔天，習近平也必須面對基礎的物理威脅。誰能保證食物裡沒有毒藥？誰能保證空調裡沒有氣溶膠？科特金指出，這種對個人安全的極度焦慮，會轉化為對政權的極端管控。斯大林晚年拒絕醫生靠近，習近平如今出訪時自備傢俱、加強保衛到驚人的程度，都是這種心理的寫照。
2.這種偏執如何轉化為政策？
江峰認為，習的「泛國家安全化」正是這種私人偏執的政策化表現。當領袖感到不安全，整個國家就必須處於戰時狀態；當領袖懷疑身邊有暗殺者，整個官僚系統就必須接受特務機構的反覆梳理。
接班人困境：權力的終極死結
獨裁體制最致命的弱點在於接班人的合法移交。
1.權力中心的偏移
科特金指出，在列寧主義體制下，一旦指派接班人，權力中心會立即偏移。官僚們會開始在現任領袖和未來領袖之間搖擺，甚至提前站隊。這對處於權力巔峰的現任領袖來說，等同於「政治自殺」。
2.習近平的終身制博弈
石山與文昭均認為，習廢除任期制並非為了長治久安，而是為了緩解眼前的權力流失危機。然而，不設接班人導致了政權的「剛性衰變」。一旦領袖健康出現問題，或者發生突發性政治危機，整個體制將因為缺乏緩衝帶和合法的繼承程序，而陷入劇烈的內戰或崩潰。
歷史的終局與西方的誤判
科特金對西方長期以來的對華政策提出了批評，這與江峰、文昭等人的觀點也不謀而合。
1.區分「中國」與「中共」
科特金強調，西方最大的錯誤是模糊了中國文化、中國人民與列寧主義政權的邊界。江峰指出，中共利用民族主義將自己包裝成中國文明的守護者，但其本質是外來的馬列邪說。
2.威懾而非挑釁
文昭認為，對待當前的「斯大林化中國」，西方需要的是堅定的軍事威懾與技術隔離。這種政權只尊重實力，任何溫和的勸誡都會被解讀為軟弱。科特金認為，只有讓中共意識到挑起衝突會導致其政權徹底覆滅（即「自殺」），才能維持脆弱的和平。
在黑暗中等待黎明
從斯大林的古拉格到習近平的數字極權，歷史的邏輯驚人地一致。獨裁者通過製造恐懼來維持統治，卻最終被恐懼所吞噬。
正如科特金所言，理解了斯大林，就理解了這一體制的不可調和性。幾位時評人的觀察則提醒我們：當一個龐大的政權開始通過大規模清洗來尋求安全時，它已經進入了其生命週期的最後、也是最危險的篇章。
這個政權的基因（DNA）決定了它無法走向溫和，只能在權力壟斷與自我毀滅的閉環中狂奔，直到最後撞上現實的紅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