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雲密布下的布達拉宮。（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清晨，第一縷陽光刺破薄雲，雪山群峰瞬間披上金色鎧甲，珠峰、念青唐古拉、岡底斯……它們沉默地站立，像一群亙古的守望者。山腳下，遼闊的草原如深綠的海洋微微起伏，無數氂牛和羊群散落其間，黑白點點，像是天神隨意灑下的珍珠。風從遠方來，帶著雪的凜冽與草的清香，掠過經幡獵獵作響，五彩的祈禱在湛藍深邃的天空下飛舞。
自古以來，青藏高原就是藏人生活的故鄉，那時藏人有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首領，百年的寺院和平靜的生活。在傳統的藏文化中，藏人將整個西藏劃分為衛藏、安多和康藏三個區域。而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這一區域逐步變成西藏自治區和四川、青海、雲南、甘肅四個省份的藏區，中國官方稱其為「周邊四省藏區」。
在今天來看，四省藏區的劃分，實際上是中共為了在西藏實施土改而有計畫、有步驟實施的動態謀略之一，說動態是因為新建政的中共中央政府對這一區域的行政區劃也經歷了多次的變化。
在中國內地，中共推行土改的同時，採取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就是把農民剛剛分到手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再通過互助組、合作社等形式交給所謂的「集體」，消滅土地私有制，農民表面上擁有土地，實際上到手的只是一紙空文。
最初中共在內地開展土改時，對藏人的生活還沒有過多干預，土改運動在藏區也沒有大規模展開。時任總理的周恩來還曾強調說：「西北的民族工作不能操之過急。土地改革可以推遲三五年再說，如果條件不成熟，那就十年八年以後再說。」而期間中共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也明確規定：「本法不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直到1955年初。中共中央對於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仍然持謹慎態度。那時的中共中央仍然在《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指示》中，批評在「少數民族地區『硬趕漢區』的急躁冒進的思想和作法」，提醒各地黨委說，由於這種做法，「甚至可能發生群眾性的騷亂」。然而到了1955年下半年，風向開始逆轉。
1955年7月30日，中國宣布取消了「西康省」的行政區劃，把原西康省的藏人並入四川省管理。這樣一來，藏人從西康省的多數民族變成了四川省的少數民族，中共為了方便在少數民族地區推進土改運動，又擔心藏族群眾會凝聚出對抗中共的反對勢力來，遂採用了分散瓦解、逐個擊破的戰略，以避免和分散藏族群眾在土改中的反對與抗衡。
而此時的毛澤東，對全國農業合作化的推進速度感到極度不滿。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省、市委和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做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嚴厲批評了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指責了鄧子恢主張的放緩發展合作化的觀點，並諷刺鄧子恢是「小腳女人」。
儘管毛澤東沒有明說少數民族地區可以不用再防止「急躁冒進」，但是與會的藏區所在四省的黨委書記們面面相覷、心領神會，認為毛要求的全國加速農業合作化的指示中，也包含了這四個省份的藏區。
兩個月之後，中共四川省委率先向中共中央提交報告，要求在藏、彞族地區開展土改運動。並於當年冬天率先在甘孜、阿壩等地開始所謂的「民主改革」。青海、雲南和甘肅也隨後跟進，在藏區開展「合作化運動」。
當時的藏區人們突然發現了一個以前沒有的情景：每個縣都突然之間來了一個工作組，組員多以漢人為主，其中很多是從四川、成都、重慶等地臨時招來的大學生，有些甚至是高中生。在經歷了為期幾天短暫的培訓後，他們就分別前往各個縣去開展工作了。
此時的牧區，還是一如既往的平靜。遠處，湖泊如一面面不規則的鏡子，靜靜鑲嵌在大地褶皺裡。湖面倒映著雪山與白雲，彷彿另一個更純淨的世界正透過水面與樸實的藏人對視，想要告訴他們，這裡即將要發生的一切。一場針對古老西藏的血腥洗劫，正在拉開序幕。
中共是懂宣傳的，尤其善長玩文字遊戲、偷換名詞概念。在中共官方的宣傳與敘事中，藏區推行的是「民主改革」，聽上去這種改革要比內地的「土改」和「農業合作化」更溫和，更優越。但其實質卻被中共時任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一語道破。在1956年2月28日的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李維漢說：四川藏區叫「和平改造」，雲南叫做「和平協商民主改革」，但是「總而言之，就是搞土地改革」。所以，中共無論用什麼口號和漂亮的詞彙，目的都是為了粉飾它們的搶奪、掩蓋它們的血腥殺戮。
先看看內地的做法。根據195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共在全國範圍內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具體的做法是：農村人口按照擁有財富的多寡，分成三六九等。提出要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打擊富農和地主，因為富農和地主被定為剝削階級，就是打擊的對象。打擊方法之一就是這些富裕農民擁有的土地、房屋和財產要被奪走。不僅如此，富裕農民們還被確定為「階級敵人」，還要接著承受到肉體上的迫害。兩年之內，中國內地的「土改」運動導致數百萬農民人頭落地。
而在藏區，以青海省藏區舉例。對藏族的政策從「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到後來的每個村莊、每個部落都需要按照事先規定的指標劃分地主、牧主、富農、富牧。查成分，劃成分，清查土地，而接下來的動作就是——批鬥。據公開史料記載，僅1958年一年，青海全省就「懲治」了4.2萬牧主、地主、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份子。套在藏人脖子上的枷鎖從慢慢收緊，到被徹底鎖死了。
事實證明，好聽的「民主改革」口號下的殘酷迫害，其烈度甚至遠高於內地的「土地改革」。中共實施的土改和農村合作化，這兩個原本在內地是分兩步走的行動，在藏區是同時進行的。當時有人叫作「兩步並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藏人們的財產在一夜之間全部清空，且消失的無憑無據。而實際上，在沒有中共之前的西藏，絕大多數藏人擁有一定數量的牲畜和生產工具。
僅從中共披露的為數不多的記錄中就可以看出：當時的一個部落裡面，大部分的牧民都擁有一定數量的財富，真正赤貧的牧民、完全沒有牲畜的人，只占整個部落裡總人口的2%～4%。也就是說，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並非將少數富人的財產沒收，而且是將大多數牧民的財產掠奪一空。而在此之前，藏區的農民已經揹負著逐年增加的沈重的稅負。
來看一組數字：
四川省藏區，丹巴縣1952年徵糧3.7萬斤，1955年增加到159.2萬斤，上升達42倍。
馬爾康縣：1954年糧食徵收和徵購總量20萬斤；1955年增加到110.8萬斤，上升了4.4倍。
理塘縣：1953年的政府徵購糧9萬斤，1954年提高到20萬斤，1955年達14萬斤。
黑水縣：1954年糧食徵收徵購總量56萬斤，1955年徵糧104萬斤，上升將近1倍。
中共的稅負甚至遠遠超過了國民時期的國民黨，以康定縣為例：1939年的民國政府徵糧4.3萬斤，而1955年的中共政府卻徵糧46.3萬斤，可以看出中共的稅負是國民黨的11倍還多。
與此同時，中共給藏人的糧食配給卻逐年減少。1958年10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興海縣實現「人民公社化」以後，藏人口糧供應比1957年減少了47.4%，出現了嚴重的糧食短缺，僅一個月後就有大批藏族牧民被餓死。
1962年5月18日，當時的十世班禪喇嘛在西藏和周邊四省藏區巡訪之後，對當時的慘況大為震驚，於是不顧阻攔，親自寫下並向中共中央遞交了人稱《七萬言書》的《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
報告中在談到了人民公社給青海、甘肅藏人造成的困難時，班禪喇嘛寫道：「口糧極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強一飽……這種藏族歷史從來沒有過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嚴重的饑餓之痛苦，人民群眾經不住這種殘酷的折磨，群眾的體質日益衰弱……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為斷了糧而被直接餓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現象。」毛澤東看完卻大為震怒，班禪喇嘛因此獲罪，投入監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