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小批中國青年走過幾條革命性的大字報。（圖片來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月21日訊】我常常想起我那苦命的大娘（方言，即大姑），常常想起她最後一餐直愣愣盯住空無粒米的飯碗，那迷茫與無助的目光……
我家住在四川省涼山州西昌市一個叫焦家村的地方，當年稱之為西昌專區西昌縣紅旗公社三大隊一小隊。也曾經是個較大戶人家，父輩兄弟姐妹四人。「解放」前，父親於四川大學師範學院讀書期間病故。那一年，弟弟剛出生不久，我也只有兩歲。祖父是個有點文化的農民，在地方上小有名氣，拉扯著全家八口人，日子雖然清苦辛勞，還是吃得飽穿得暖的。
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成立，農民的日子就越來越不好過了。這時候，叔叔和小娘（方言，即小姑）外出參加工作，祖父早已去世，家中剩下五口人，母親帶著我們艱難度日。
大娘名雙福，三十幾歲，在父輩中年歲最長。她生來聾啞，整日在家做飯，掃地，餵豬，養雞；偶而也做做豆腐。她極少接觸外人，大門都很少出，也從未去田間做過莊稼活。她心中的天地就是這個家，家裡的院壩，和家裡幾個人。
有些聾啞人也是聰明的。而大娘卻不，她單純，遲鈍，一點都不機敏；甚至有些「木」，應當屬於弱智，除了家務勞動，就只知吃飯。且飯量很大，一餐能吃二號碗三碗飯，大約一斤米。也難怪，那時候生活苦，油水不足只有逢年過節和農忙請人幹活時才能見到肉。1958年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不准各家各戶做飯了，都得去食堂吃飯。硬要說是人民公社的優越性。生產隊掌控著全隊人的全部口糧，不再分發到各家各戶。如果發現誰家冒煙，那是要批判鬥爭，要砸鍋砸碗的。
當時農村中有過這樣的口號：放開肚皮吃飯，拿出幹勁生產。確有吃飯不定量的日子。但很短，大概一兩個月左右，就鬧糧荒了，不得不勒緊肚皮。成年人按男女強弱勞動力定量，不出勤的人不給飯吃。大娘從未乾過農活，什麼都不會，只能幹些晒谷、打掃場地、挑選種子等非田間活，是弱勞力，也就只能吃弱勞力那份飯——二號碗淺淺一碗飯，全家一碗菜：或蘿蔔，或青菜，或苜蓿菜，單調而沒一絲油水。大娘根本吃不飽。餐餐吃不飽，一餐比一餐欠得多，一天比一天欠得多。
大娘心裏該怎麼想呢？她一定不明白：我燒了一二十年鍋，煮了一二十年飯，怎麼突然間不要我燒不要我煮了？是嫌我燒的不好？是怕我偷食？她是不知道「偉大領袖」發號召，是不知道「人民公社好」的。她只知道要吃飯，而且要吃飽。
然而，「偉大領袖」根本不管她是否吃得飽。糧食越來越緊張，食堂定量越來越少，大飢荒是越來越厲害了。怎麼辦？老百姓除了挖草根剝樹皮摘野菜野果，第一反應就是偷。偷田地裡的稻穀、玉米、麥子，乃至瓜豆蔬菜。這是無助無奈的民眾對惡政的自衛。然而，偷也是要有條件的。要承擔風險要付出代價的。隊裡有一戶人家，男人是郵遞員，女人姓羅，帶幾個小孩在農村過日子。該羅氏膽大潑辣，靠偷維持一家人生命。一個大風大雨的夜晚，她偷苞谷被人發覺；次日一早發現她被吊在大門上示眾。羅氏雖然被吊打得半死，卻「矢志不移」，只要能動，只要有機會，還是偷。因為不偷一家人就會餓死。大飢荒期間，有勞力、膽子大、點子多、機靈、潑辣又不怕死，能偷的人家就要好一些。而我們家就無法攀比了。我奶奶一雙小腳，平時幹活走路都困難，沒法偷。母親有病，幹活都提不起勁來，也不能去偷。大娘是啞巴弱智，又沒有在田間幹活，沒有條件更不會偷。我與弟弟在十五里外的初中上學。我們家的人既沒本事掌權撈好處，也沒本事去偷，只能痴痴地消耗生命。
某日，大娘隨同一夥弱勞力挑選蠶豆種。看見別人一邊選一邊偷吃，她也偷吃。然而別人機敏，見隊長來了就不偷吃了；而她卻照吃不誤，不知道要躲避隊長。以至隊長到了她身邊，她還在吃蠶豆。隊長胡吳氏雖是女人，卻比男人還凶狠，立刻抓住她就打，將她拖至大路上。大娘坐在地上不肯走，隊長把她從生產隊的北頭擦著地一直拖到南頭。隊長一邊拖一邊大聲嘶喊，說她偷吃蠶豆種，說她「挖人民公社牆腳」，說她「搞破壞」。叫大家來看，示眾。
從此，大娘再也不敢偷食了。
1960年的一個週六，我與弟弟從學校回到家裡。不是每個週六都能回家的，很多時候要參加學校勞動。我們學生的口糧在學校，回家時要將每人星期日一天、星期六晚餐的口糧分稱給各人。並特別規定：這份口糧拿回去以後不得自家煮吃，而要如數交到公共食堂，再從食堂打飯吃。食堂給的飯比交去的米少，跟弱勞力一個標準。當天晚上，我們一家五口人，從食堂領到五個半碗飯，以及半碗沒有油的蔬菜（不記得什麼菜了）。當時還沒到稀飯「瓜菜代」的時候，只是飯已經很少。是蒸飯，每人一個二號碗，按人放進定量的米，大屜籠蒸熟，只有淺淺的半碗飯。回到家裡，我們雖然也是圍坐在一張桌子上「共進晚餐」，卻只是各吃各的一份飯。誰都不說話，默默地吞食那十分「珍貴」的飯菜。
大娘最先吃完她那一份飯，卻坐著不肯離去，兩眼直愣愣地盯著飯碗，一動不動。飯碗，像洗過一般乾淨。
大娘在想什麼呢？她一定想說：我沒吃飽，我沒吃飽！我還要！
大家都吃完了，每個人都沒有吃飽。直到我把大家的碗都收去洗了，大娘終於站起來依依不舍地離開桌子，慢慢回房間去了。
因為沒油點燈，一家人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還在睡覺，奶奶的一聲驚叫將我喚醒：「我的天哪，小雙福死了！小雙福死了……」奶奶和大娘睡一張床。
我感到很驚訝，以為人死之前必有一個躺在床上不能吃不能動的過程。而大娘昨天晚上還吃了她那一份飯，才自己走回房間去睡覺的。只是動作很遲緩，人也瘦成皮包骨，兩眼瘦凹下去，顴骨突起多高。從來沒有生過病、沒有吃過藥的大娘默默地去世了，我感到很意外，也感到很悲傷，然而更多的卻是一種覺得她解脫了受飢餓罪的感覺。
家人將逝者停置於堂屋中間。又用木板釘了口薄皮棺材。在眾鄉親的幫助下，七手八腳將她收殮。隊裡派來幾個勞動力，抬到本隊的公共墓地安葬了。
在我們隊裡，大娘是屬於前期餓死的。前期餓死的幾個人都是憨厚，木訥，只知做活沒有什麼心眼，飯量又大的人。大飢荒繼續蔓延，公共食堂先蒸碗碗飯，而後吃粥，而後粥越來越稀，而後粥里加菜；而後一粒米都沒了，只煮厚皮菜，苜蓿籐之類的籐籐葉葉；而後只有泡紅海椒燒湯，一人一杓湯了……只要以為能吃的草根樹皮都被人弄來煮吃。還有的人吃「觀音土」。要跑幾十里才能挖到「觀音土」，很遠。我家沒有勞力，挖不來「觀音土」。但別人給我嘗過：加點菜葉做成饃，沒什麼味道，只有土腥氣；卻很細，沒有沙子，不磣牙。口感上有點像麵粉，不像別的泥土那樣難以下嚥。多吃會拉不出大便，將人脹死。
60年，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已名存實亡。極左李井泉把持下的四川仍然千方百計保住公共食堂，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四川省的公共食堂是下達中央60條後，61年7月才被迫解散的，屬全國最後一批，加劇了餓死人。61年很多省份推行「責任田」，農村大飢荒開始好轉。四川省卻堅持「集體化」，我們那裡直到改革開放之前從未推行過這一拯救飢餓和死亡的好政策。這些因素使得四川雪上加霜，大飢荒愈演愈烈。所以四川省不是「三年大飢荒」而是四年大飢荒；天府之國餓死一千萬人，名列各省之首，也就不足為怪了。我們一小隊原有120多人，大飢荒結束時只剩90多人，餓死了30多人。而隊長家五口人，兩個大人三個小孩，一個個都沒見瘦。因為她掌握食堂，掌握了大夥那點少得可憐的口糧，多吃多佔。後來「整風整社」，隊長下臺，遭到許多社員的批鬥與毆打。
而今日子好了，吃不愁穿不愁，較之當年那個萬惡的年代是天壤之別。然而，每當剩菜剩飯的時候，我便想起了我那苦命的大娘，想起了她最後一餐那盯著空碗，迷茫與無助的目光，想起了她的驀然去世，心頭不禁湧起一陣撕裂般難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