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 （圖片來源: Doug MILLS / POOL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月10日訊】2026年從一開始就無冷場：華盛頓以一場近乎19世紀帝國主義想像的軍事行動，粗暴地重新改變了全球秩序。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下令特種部隊突襲卡拉卡斯，強行拘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並將其押解至紐約受審，同時公開宣稱美國將「管治」委內瑞拉。這不只是拉丁美洲的地緣政治地震，更直接挑戰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北京反應「克制」，還是無能為力？
耐人尋味的是，北京的反應異常克制。根據《南華早報》引述多位華府與北京觀察者的分析，中國很可能只會在外交層次上譴責美國的行動，而不會進一步採取實質對抗措施。這種被形容為「穿針引線」（thread the needle）的策略，並非消極退讓，而是一種高度計算過的戰略耐心。對中國而言，委內瑞拉既非主權安全的核心利益，也不是攸關政權合法性的關鍵戰場，實不足以為其承擔與川普政府正面衝突的高昂代價。
然而，《經濟學人》的分析，為這種克制提供了更冷靜、也更殘酷的註腳。該刊直言，華府的突襲行動不只是對馬杜洛的致命一擊，更是一次「現實檢驗」，清楚暴露了中國全球影響力的侷限。就在美軍行動前數小時，馬杜洛仍高調接見中國高層特使，宣稱中委兩國「團結一致」；然而，當真正的危機降臨，北京除了譴責，幾乎無能為力。
「政權斬首」的常態化：美國說了算？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對這場行動毫無警惕。川普此舉真正具破壞性的地方，不在於是否真能「重塑」委內瑞拉政權，而在於他反覆、公開宣稱美國「說了算」。CNN的分析指出，白宮目前的構想並非傳統的民主促進，而更接近一種「政權斬首」（regime decapitation），並且企圖透過軍事與經濟恫嚇迫使殘存政權服從的高風險實驗。當一位美國總統毫不掩飾地宣稱自己「負責」一個主權國家的未來時，就已構成對主權平等原則與國際法基本規範的侵蝕。
普京化，或更糟：帝國撕下面具的時刻
英國《衛報》的資深國際特派員朱利安．博爾格（Julian Borger）將此定性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普京化」（Putinization），亦即公開承認勢力範圍、資源掠取與軍事恫嚇，作為正當治理手段。但在部分批判性知識份子的眼中，這甚至不只是行為模式的轉變，而是一個帝國撕下最後偽善面具的「真相時刻」。
帝國病理學：暴力作為政治奇觀
曾獲普立茲獎的戰地記者克里斯．赫吉斯（Chris Hedges）直言，川普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冒險，是「晚期帝國病理學」的典型症狀。在他看來，這並非單一外交政策的誤判，而是美國軍事機器與企業國家（corporate state）長期自我膨脹的必然結果。當一個帝國在國內面臨制度性崩解、政治極化與經濟不平等時，往往會轉向外部，透過一場又一場「暴力的奇觀」（spectacle of violence）來維繫其權力幻像。
與此同時，資深媒體人邁赫迪．哈桑（Mehdi Hasan）則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進行了更為犀利的論述解構。他指出，當美國可以公然綁架他國元首時，其對他國「守法」的要求本身便成了一種道德表演。這種論述，正好重現修昔底德在雅典軍使與米洛斯人對話中所揭示的權力本質：「強者行其所能為，弱者受其所必受」（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強權即公理，亦即當規則失效，權力本身即被奉為唯一的正當性來源。
巴拿馬的前例：諾瑞加不是歷史意外
事實上，對主權國家領導人直接動用武力並移送本國審判，並非全然沒有前例。1989年，美國出兵入侵巴拿馬，逮捕時任領導人曼努爾．諾瑞嘉（Manuel Noriega）並押解至美國受審。這場「正義使命行動」（Operation Just Cause）在冷戰尾聲被包裝為成功的「執法型干預」，卻同時為以國內法否定他國主權代表性，立下危險先例。
從諾瑞加、伊朗將領卡西姆．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到馬杜洛，所呈現的是一條清晰的路徑：從全面入侵與拘捕，到跨境定點擊殺，再到「政權斬首」與司法綁架的常態化。三案皆以擴張解釋自衛權或執法需求為名，卻共同侵蝕了國際法對武力使用的最低防線。
台海與《經濟學人》的警示
《經濟學人》特別指出，委內瑞拉案例並非「臺灣模板」，卻是一記「現實檢驗」。中國並非因尊重國際法而裹足不前，而是因為其真正關切的是成功率與代價。與委內瑞拉不同，中國若對臺動武，追求的是對一個防衛完備民主體的全面接管，而非單點斬首。然而，這恰恰凸顯另一層不安：中國對其盟友的戰略支持，至今仍高度修辭化。正如伊朗與委內瑞拉的經驗所顯示的，北京在關鍵時刻，往往既缺乏肌肉，也欠缺鬥志，不會願意為其夥伴國家出頭而承擔與美國正面衝突的代價。
這種落差，使北京更傾向於調整策略，而非正面對撞。《經濟學人》引述中國學界觀點指出，北京可能選擇「不藏而避」（biding without hiding），降低在拉美的政治曝險，轉而維持經貿連結，以免觸怒華府。
回到修昔底德「強權即公理」的斷語、赫吉斯的帝國診斷，以及哈桑的論述批判，三者構成當前有如冷酷異境的現實世界：當規則被棄置，權力便不再需要辯護。對臺灣而言，這不是遙遠的理論辯論，而是一道迫近的結構性現實。當國際秩序從法理約束退化為實力競逐，當「政權斬首」與法律戰被常態化，小型政體所仰賴的，已不再是國際條約與外交／安全承諾，而是強權國家是否仍願意自我節制。這或許正是2026年世界最令人不安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