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圖片來源：Wesker100/CC BY-SA 3.0）
【看中國2026年1月8日訊】義與利，兩條線，勾勒出權力行使的兩種邏輯。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左傳》裡也有一句常被後人引用的話：「春秋無義戰」。古人早就把問題點破了，諸侯每次動兵，都能說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可真要追問到底是「義」還是「利」，多半還是算賬。到了現代，戰爭的包裝更精緻。西方有「正義戰爭」理論，講自衛、講比例、講保護無辜；國際社會又有《聯合國憲章》，寫著禁止侵略、尊重主權。可每當真刀真槍上陣時，義與利往往纏在一起。美軍突襲加拉加斯，抓走仍然掌權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把人直接押到紐約受審，是一個帶有強烈二戰後秩序震盪的事件：這個動作，究竟更接近「義戰」，還是更像一場經過精密包裝的「利戰」？
從緝毒到跨境抓捕
先把公開事實擺清楚。早在2020年，美國司法部就以「毒品恐怖主義」起訴馬杜羅和多名委內瑞拉高官，指稱他們長期與毒品集團勾結，向美國大量走私可卡因，並通過暴力維系統治，美國務院當時給出的懸賞金額是1500萬美元。此後幾年，美國不斷加碼制裁，把馬杜羅政府視為「非法政權」，不承認他2018年以及之後的選舉結果，同時對馬杜羅等人繼續懸賞，金額在2025年提升到2500萬美元。
2026年1月3日，美軍在「絕對決心行動」中，對加拉加斯周邊目標實施大規模空襲和特種作戰，炸毀雷達和通信設施，最終在首都附近一處住所中抓獲馬杜羅和他的妻子弗洛雷斯，將他們送上軍艦，隨後飛抵美國本土。幾天後，兩人在紐約聯邦法院首次出庭，面對「毒品恐怖主義」「可卡因走私」等多項指控。
這次行動造成數十人死亡，包括委內瑞拉軍方和古巴派駐安全人員。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和講話中，把行動描述為一次成功的「反毒品」「反獨裁」打擊，並公開宣稱美國將「在交接前暫時管理委內瑞拉」，還提到要利用對委內瑞拉石油的控制來推動「重建」。
國際反應非常割裂。一邊是美國政府、部分盟友以及不少委內瑞拉流亡者，把這看成「歷史時刻」；另一邊是俄羅斯、古巴、部分全球南方國家，以及美國國內民主黨議員和反戰人士，批評這是公然違反主權和《聯合國憲章》的軍事襲擊，是重演巴拿馬模式的新帝國主義。
也有人會堅持另一種看法：委內瑞拉人民已經被獨裁和腐敗折磨太久，只要能結束馬杜羅統治，不管是哪一支軍隊、哪一種方式，都是「解民倒懸」。這種邏輯在部分流亡者、反對派支持者中很常見，在國際輿論中也時不時出現。問題在於，歷史經驗一再提醒，靠外力「搬走」一個獨裁者，未必能帶來穩定的自由秩序。
巴拿馬的諾列加被美國抓走了，但巴拿馬付出的平民傷亡和社會創傷，直到今天還有人記得。伊拉克薩達姆倒臺後，長期內戰、宗派衝突、極端組織崛起，把一個問題換成了一串問題。利比亞卡扎菲被推翻後，國家陷入長期割據和軍閥混戰，人道災難並未結束。
委內瑞拉面前也有類似的難題。一方面，馬杜羅個人被捕，並不等於支持他的軍隊、黨內強硬派、地方武裝自動消失。另一方面，美國和其盟友有沒有清晰、可持續的「後馬杜羅方案」？從目前公開報導看，無論是華盛頓還是加拉加斯的臨時權力架構，都更像是在邊走邊看。如果沒有一個既尊重委內瑞拉人民政治選擇、又符合國際準則的路線圖，這次行動很可能只是把矛盾往後拖。利戰往往容易忽略這一點：它關注的是「去掉這個人能換來多少好處」，很少願意細想「去掉以後，這個社會怎麼辦」。
從長遠看，真正能「解民倒懸」的，不是哪一個大國的空襲和突襲，而是委內瑞拉社會內部重新長出的政治組織、法治結構和經濟秩序。外力最多只能創造一個時間窗口，而不是替人民做完全部選擇。
一場包裝成「現代義戰」的抓捕
目前的兩個畫面呈現強烈反差：在邁阿密附近的委內瑞拉流亡社區，人們揮舞美國國旗，高呼「解放」；在加拉加斯街頭，支持馬杜羅者撕毀星條旗，武裝民兵巡邏，城市一片惶惶。表面上，這是一次「緝毒+反獨裁」的跨境行動。可用「義戰/利戰」的框架一照，裡面的縫和縫隙就出來了。
支持者的敘事並不難理解。第一，馬杜羅政權的確揹負著沈重罪賬。聯合國、人權組織和大量媒體的公開報告，長期記錄委內瑞拉出現的強制失蹤、酷刑、選舉操控和大規模腐敗。經濟崩潰、貨幣災難，讓數以百萬計的委內瑞拉人逃離家園，形成拉美近年最大的人道危機之一，這是公開數據都能看到的現實。
第二，美國手裡的司法工具並非空穴來風。美國司法部2020年的起訴書，把馬杜羅描述為一個長期利用國家機器為毒品網路護航的「政治黑幫頭目」，指稱其與「太陽之卡特爾」等組織合作，幾十年間向美國運送上千噸可卡因。在這一套敘事下，馬杜羅不是「正常的國家元首」，而是一個掌控國家機器的跨國毒梟。
第三，委內瑞拉國內的政治路已經走到絕境。反對派屢次試圖通過選舉、街頭抗議、國際施壓來迫使馬杜羅下臺，但始終沒能撼動軍隊和安全機構的忠誠。對於許多在海外生活的委內瑞拉人來說，美軍突襲看起來像是唯一有效的「斷腕之舉」。金融時報等報導的畫面裡，佛羅里達「多拉爾蘇埃拉」的流亡者把特朗普高舉為「解放者」。
在這種敘事裡，這次行動似乎符合某種「現代義戰」的想像：打擊毒梟、懲罰獨裁、援助受苦的人民。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甚至在記者會上說，如果美國能對付委內瑞拉的「獨裁者」，那就「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這句話點出了很多人心裏的想法：強權如果真願意出手教訓獨裁者，也許能為世界除害。
問題不在於「馬杜羅值不值得被追責」。問題在於：誰來追責，用什麼方式追責，用什麼規則約束這種力量。這裡，義與利的界限開始模糊。
如果把「打擊毒梟」「懲罰獨裁」暫時擱在一邊，會發現整個行動在三個維度上，處處透著利戰的邏輯。一是石油和地緣。委內瑞拉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儲量之一，這一點幾十年來從未改變。過去十年裡，在美國制裁下，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越來越依賴中國、俄羅斯等國家，俄中企業在當地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布局很深，這在公開報導中早就不是秘密。現在，美國在軍事行動後，公開談論要「暫時管理」委內瑞拉，並「利用對委內瑞拉石油的控制推動政策變化」。這意味著，華盛頓並不只是想「抓個毒梟」，而是要重新掌控一個關鍵產油國的資源與路線。對於在俄烏戰爭和中東局勢中焦慮的美國能源與安全圈來說，這無疑是一條極具誘惑力的捷徑。
二是國內選票和政治表演。強硬對外，一直是美國總統在選舉季或政治低潮期常用的劇本。從老布希時代的巴拿馬，到後來的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亞，不乏這樣的例子。如今在特朗普重返白宮的大背景下，以「打擊毒梟獨裁者」的名義發起閃電行動，很容易贏得部分選民的喝采，也能轉移國內關於移民、通脹、社會撕裂的焦點。Axios等媒體把抓捕馬杜羅的原因分成「打擊毒品、鞏固選民基礎、展示對拉丁美洲的控制」等多條線，這類分析在美國輿論場並不少見。從這個角度看，「義」的包裝很漂亮，但政治收益算得很清楚。
三是勢力範圍的再劃分。馬杜羅政府這幾年在外交上越來越靠近莫斯科和北京，在聯合國多次站在俄中一邊。這在實際操作中，意味著俄羅斯軍火、中國資金、伊朗能源技術，都與委內瑞拉綁在一起。把這樣一個節點用軍力拔掉，等於在美國的傳統「後院」上，給俄中狠狠上一課。
這不是「世界警察」單純維護秩序，而是傳統大國為了自己的安全和影響力，重新畫勢力圈。只是這一次，畫圈的工具不再是冷戰時代那種政變輸送，而是用「毒品恐怖主義指控+懸賞+特種作戰」的組合拳。從結果看，美國不僅抓了一個被起訴的外國元首，也把「用本國刑法+軍力」直接作用於別國最高統治者，樹立成一個先例。這種做法，很難說不是徹頭徹尾的利戰思路：以美國的司法和安全利益為中心，把世界當成可被執法和再分配的空間。
新帝國主義對戰後秩序的衝擊
二戰之後，國際秩序有幾條底線：主權平等，弱國和強國在法律上地位相同；禁止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除非是自衛或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集體行動；對最嚴重的罪行，如戰爭罪、反人類罪，原則上由國際法庭或本國司法處理，而不是哪一個大國單方面出手抓人。
美國這次行動，幾乎同時踩在這三條線上。首先，在形式上，這是一次沒有聯合國授權的跨境軍事襲擊。美國沒有遭到委內瑞拉武裝攻擊，也沒有援引傳統意義上的「自衛權」，而是以打擊「毒品恐怖主義」的理由，發動大規模空襲和地面行動。這一點在安理會引起激烈爭論，俄羅斯、部分非洲和拉美國家直接用「侵略」來形容。
其次，美國繞開國際刑事法院或特別法庭，而是讓馬杜羅直接進入紐約的聯邦法院，用美國刑法來審判一個被本國憲法視為總統的人。這與當年美國抓捕巴拿馬領導人諾列加有相似之處，但那時的爭議尚且被包裝在冷戰末期的背景下，如今再走一步，震動更大。
再次，美國通過不承認馬杜羅的合法性來處理「國家元首豁免」問題。美國和部分盟友認為，馬杜羅早在2018年就通過舞弊「失去合法性」，所以現在只是抓一個「非法政權首領」。但在聯合國席位和不少國家的外交實踐中，馬杜羅仍被當作委內瑞拉的事實統治者，外界很難否認他在現實中的「元首」地位。
如果這種邏輯被普遍接受，後果不難想像：任何大國只要宣布「不承認」某個政府，就可以繞開主權與豁免的約束，推動政權更迭。俄羅斯可以說「不承認烏克蘭現政權」，中國可以說「不承認臺灣任何選舉產生的‘領導人’」，然後用「緝拿罪犯」的方式動用武力。規則層面的閘門一旦打開，誰也擋不住後來者模仿。所以，說這次抓捕是對戰後秩序的一次破壞，並不誇張。它在法理上、在政治上、在象徵層面，都是把世界往二戰前那種「有力就有理」的狀態推。
這次行動，也讓三個看似無關的衝突，在邏輯上連成一條線：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國大陸對臺灣主權的強硬宣示與武力威脅；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越境執法」和抓捕馬杜羅。三者的外衣不同：俄羅斯講的是「保護同胞、去納粹化」；北京講的是「內部事務、反對分裂」；華盛頓講的是「打擊毒梟、拯救人民」。但內核有相似之處：都把對方的政治實體或領導視為「非法」「不合法」的存在。都試圖用自己的法律和敘事來替代國際規則，把問題從「國際爭端」降格成「內部治安/執法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無視聯合國的集體決策機制，用既成事實改變局面。
從烏克蘭人的角度看，美國這次行動削弱了自己在批評莫斯科時的道德優勢。俄羅斯已經開始在媒體上抓住這一點做文章：既然美國可以半夜空襲抓走別國總統，為什麼俄羅斯不能在自家邊境「解決安全威脅」？這種宣傳在俄語世界會有市場。這就是利戰的一個典型副作用：短期內，實施者覺得自己賺到了，教訓了一個對手；長期看，卻給其他大國「有樣學樣」打開了模仿的工具箱。
臺灣問題的「綠燈效應」
從北京的視角看，這次事件的意義有幾層。第一，話語層面的反擊材料。長期以來，中國官方宣傳裡，美國被描繪成「到處輸出顏色革命」和「借人權推翻別國政權」的帝國主義。馬杜羅被抓的畫面，會被輕易納入這套敘事：美國公開宣稱要「暫時管理」一個主權國家，明確提到要控制石油資源，這在中文輿論場中非常容易被解讀為「新殖民主義」。這會為北京在全球南方拉攏支持提供新素材：對比美國的軍事干預和中國的「互利合作」，強調中國「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形象。
第二，戰略空間的微妙鬆動。當美國在拉美發動一場高風險行動時，全球注意力和資源都會被部分吸走。俄烏戰場、中東局勢、印太安全架構上的資源配置，都會受到影響。北京的安全圈會把這看作一個戰略機遇：美國的手更忙了，美國自我呈現為「規則守護者」的形象也受損了。
這對臺灣意味著什麼？從臺北的角度看，美國在台海問題上一直扮演「安全承諾者」，強調臺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現在，美國自己用跨境軍事行動和單邊法律邏輯去處理委內瑞拉問題，等於在「守規矩」這件事上打了折扣。北京未來如果加大軍機、軍艦繞臺，甚至在周邊地區採取更具壓迫性的行動，美國在國際場合譴責時，很容易被回擊：「你們在加拉加斯做了什麼？」
從臺灣的角度看，這一步對北京來說是一份「間接禮物」。中方長期把台海問題視為「國內問題」，把民選領導人稱為「分裂分子」，也不斷強調要用「法律工具」「反分裂法」來懲治「台獨」。當美國自己把一個現任外國元首當作「罪犯」跨境抓捕時，未來在反對北京「以執法之名行武力之實」時，話語空間會更窄。北京完全可以告訴國內：美國可以抓馬杜羅，中國為什麼不能抓「台獨頭目」？
北京一直用「反分裂」「反恐」「反極端」這些語言把內部安全和對外姿態串聯起來。如果美國可以用「毒品恐怖主義」這個標籤對外出兵，北京就更容易用「分裂與恐怖相勾連」的說法來給未來可能的行動做輿論鋪墊。當然，現實中，北京是否會真把這當成「行動綠燈」，要看許多因素，包括軍力準備、經濟承壓能力、國際環境等等。但是，在話語和心理層面，這次事件的示範效應很難完全忽視。
不要把世界推回二戰前
把眼光從委內瑞拉收回到更大的格局，利戰有幾種典型的偏頗，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得很清楚。其一，把複雜社會問題簡化成「抓壞人」。毒品、腐敗、專制在委內瑞拉交織在一起，是幾十年資源依賴、制度腐爛和國際環境變化疊加的結果。單純抓走一個領袖，不會自動重建司法和經濟。利戰的視角往往把一切歸結為「那個壞人」，然後用軍事和刑事手段解決，忽略了系統性改革的艱難。
其二，把國際規則當成「可選項」而不是「唯一選項」。利戰的出發點是「對我有利」，因此對規則的態度是工具性的：有利時強調規則，不利時強調「例外」。美國在批評他國侵略時，會引用《聯合國憲章》；在自己出兵時，則更多使用「自衛」「反恐」「人道干預」等靈活說法，盡量繞開集體決策。這種反覆，會逐漸侵蝕人們對規則的信任。
其三，削弱全球對二戰後國際秩序和「義戰」的信心。二戰後，「義戰」的最低標準，是抵抗侵略、阻止大規模暴行，並在可能範圍內通過多邊機制解決問題。現在，當大國越來越多地以自身法律和利益為中心，繞開多邊程序時，未來若真有一場需要集體出手阻止的侵略，願意相信「這是為了公共正義」的國家會越來越少。
從長遠看，這種利戰思維不僅危害被打擊的國家，也會反噬發動者。它讓對手更容易團結，把自己塑造成「反帝鬥士」。它讓盟友更猶豫，擔心某一天自己也成了「被執法對象」。它讓世界走向一個不斷用「例外」來掩蓋「破例」的狀態。
這就是為什麼批評者把這次抓捕稱為「21世紀帝國主義的死灰復燃」——不在於美國是不是比傳統帝國主義「文明一些」，而在於它重新把「誰拳頭大誰說了算」帶回了現實政治。
日本入侵中華民國、納粹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發動二戰擴張，是典型的利戰，謀的是領土、資源和帝國地位；美國在珍珠港後參戰，至少在主流敘事中，被視為一場對法西斯暴政的「義戰」，從而奠定了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二戰後，人類社會總算用鮮血換來一套最低限度的秩序：再大的國，也要在規則裡說話；再壞的政府，也應該交給國際和本國人民去改變，而不是任由誰強大誰動手。
馬杜羅是不是罪人，歷史會有判斷，法庭也會有判決。委內瑞拉人民有沒有權利擺脫專制和貧困，這個答案不需要爭論。真正危險的是：用一場由國內利益和地緣算計驅動的利戰，把這些「義」的議題搶走當遮羞布，同時順手拆掉戰後秩序的幾塊基石。
從這個角度看，美軍抓捕馬杜羅更接近一場利戰：它把美國的利益和法律，凌駕於國際規則和委內瑞拉人民的自主選擇之上；它為其他大國未來的武力擴張，提供了新的藉口和樣板；它把世界推向一個沒有公認裁判、只有相互報復的危險邊緣。
棋盤不會變小，對手也不會變少。真正能防止世界滑向二戰前那種無序狀態的，不是誰在一時贏下幾步，而是能不能守住那條最樸素的分界線：用「義」的標準來約束行動，用「利」的衝動放在籠子裡。不論是華盛頓、莫斯科，還是北京，哪一方在這條線上後退，哪一方就在把整個世界往深淵推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