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在批鬥王光美（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第一位出場的是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的一名學生，譚厚蘭率先站出來公開支持聶元梓。
譚厚蘭出生於1937年，籍貫湖南湘潭，與毛澤東同為湘潭人。她同樣通過張貼大字報的方式批評校領導，其言辭和行動甚至比聶元梓更加激進。她的大字報直接將矛頭指向進駐北京師範大學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組。由於這一行為，譚厚蘭隨即被學校文革工作組拉去接受批鬥。
相關情況很快上報至毛澤東。毛澤東得知後，認為這位「革命女青年」的表現符合其政治期望，隨即下令將文革工作組撤出北京師範大學，並明確表示應當讓譚厚蘭充分發揮其革命積極性。此舉使譚厚蘭迅速獲得全校學生的擁護與仰慕，進而成為北京師範大學造反派的核心領袖。1966年8月，譚厚蘭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並自任團長。
造反派勢力的迅速崛起，與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的權力變化密切相關。隨著權力逐步集中到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手中，激進路線得到進一步強化。1966年11月，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授意下，譚厚蘭率領200多名井岡山戰鬥團成員前往山東曲阜，即孔子故里，與當地造反派進行串聯，成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並召開了萬人誓師大會，正式展開針對傳統文化的系統性破壞行動。
在譚厚蘭的指揮下，其戰鬥隊在29天內焚燬書籍2700餘冊，銷毀字畫900多軸，其中包括國家一級文物70餘件、珍貴古籍1700多冊。無法焚燒的石碑、石雕則被悉數砸毀，孔氏家族祖墳亦遭到全面破壞。自歷代王朝保存兩千餘年的大量珍貴文化遺產，在此次行動中幾乎全部毀於一旦。
與此同時，北京另一所高校——北京地質學院（今中國地質大學）也出現了一位極具影響力的造反派人物——王大賓。王大賓出生於1941年，籍貫四川西昌。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他是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主要負責人，兼任政委與司令。
當時，中共開國元勛之一的彭德懷因在政治鬥爭中失勢，被下放至四川成都，擔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就在這一背景下，王大賓組織人員前往成都，將彭德懷強行帶回北京。這一事件的發生，顯然並非單純由幾名學生自發完成。
作家張戎在其著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通過調查指出，彭真和賀龍曾以視察三線工程為名，先後前往成都探望彭德懷。毛澤東由此懷疑他們可能試圖進行政治串聯，甚至發動兵變。在缺乏公開處理彭德懷的合適理由的情況下，毛澤東極有可能默許甚至暗示紅衛兵採取越權行動，通過繞開組織程序的方式，將彭德懷帶回北京，從而消除自身疑慮。彭德懷被押回北京後，一度尚未遭到最嚴厲的對待。直到1967年7月，另一位造反派頭目韓愛晶介入其中。
韓愛晶是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領袖，在批鬥彭德懷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積極，並由此迅速崛起。韓愛晶出生於1945年，江蘇漣水人。據稱，他曾在國防科委門前靜坐請願長達28晝夜，其激進的革命姿態贏得了大量學生的追隨，使其成為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司令。
1967年7月9日，韓愛晶率人將彭德懷押至批鬥會現場，高喊「批鬥會要刺刀見紅」，逼迫彭德懷交代其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反對毛澤東「三面紅旗」政策的行為。部分事件親歷者回憶，周恩來在得知造反派計畫對彭德懷進行批鬥後，曾專門託人向韓愛晶轉達意見，要求不得毆打，不得使用「噴氣式」等酷刑手段。然而，韓愛晶根本沒有理會這些，彭德懷在批鬥中曾七次被打倒在地，前額受傷，並折斷兩根肋骨。
在文革的混亂環境中，許多迫害行為究竟是源自高層直接授意，還是造反派頭目出於邀功心理的主動行為、並隨後得到高層默許，已難以準確區分。韓愛晶批鬥彭德懷，正屬於這種責任邊界模糊的情形。一週後，傷勢尚未痊癒的彭德懷再次被押至北航接受批鬥。在此次批鬥中，他遭受了「噴氣式」折磨和掛牌遊行。與此同時，紅旗戰鬥隊還將另一位中共元老張聞天一併拉來陪鬥，對二人實施毆打，二人均在暴力中受傷。
除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之外，清華大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樣迅速捲入激烈鬥爭。清華大學出現了一位被稱為「蒯司令」的造反派領袖，即蒯大富。
蒯大富出生於1945年，江蘇濱海人。他在得知聶元梓張貼大字報後，要求清華文革工作組舉行公開辯論會。一個月後，見工作組遲遲未作回應，蒯大富公開指責其壓制革命群眾的政治熱情。
1966年6月19日，時任國家副主席劉少奇派其夫人王光美前往清華查看情況。王光美抵達後，將蒯大富定性為「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並以絕食方式抗議，最終被開除共青團團籍，並被關押18天。
然而到了同年7月21日，局勢發生急轉。中央文革小組兩名成員前往清華看望蒯大富。八天後，王光美領導的清華文革工作組被正式撤銷。8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親自下令將蒯大富接至北京市委，出席文革積極份子大會。這一系列變化表明，高層政治風向已發生明顯轉移，劉少奇一系逐步被排除出文革權力核心。蒯大富也因此被選中，成為打擊劉少奇的重要工具之一。
儘管如此，至1966年8月，蒯大富在清華內部的影響力仍然有限。為扶植其地位，江青派遣其女兒李訥前往北京地質學院，發動東方紅公社前往清華張貼大字報，公開為蒯大富站臺。隨著「毛主席身邊人」的支持介入，蒯大富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
1966年9月6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成員朱成昭發起成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蒯大富出任負責人，「蒯司令」的稱號由此確立。但在此階段，他仍缺乏穩定的組織基礎。直到兩週後，在其他紅衛兵組織的協助下，他才正式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組織，取得領導地位。又經過三個月的整合，該組織與另一清華紅衛兵團體合併，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1966年12月8日，蒯大富迎來了其政治生涯的關鍵時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單獨接見了他，並向他當面布置了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具體任務。受到如此重視，蒯大富情緒高漲，隨即返回清華傳達指示、部署行動。七天後，他率領5000餘人從清華大學遊行至天安門，一路高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並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誓師大會。
蒯大富最為人所知、同時也最受江青賞識的一次行動，是後來被稱為「智擒王光美」的事件。1967年1月6日，其手下組成所謂「捉鬼隊」，冒充交通警察和醫生，致電劉少奇夫婦，謊稱其女兒劉平平遭遇車禍，正在人民醫院搶救，需家屬簽字。劉少奇夫婦聞訊後立即前往醫院，卻發現女兒安然無恙，而其一雙子女已被紅衛兵扣為人質。王光美最終決定留下，以換回子女安全。
隨後，清華井岡山戰鬥隊將王光美帶至清華大學，準備召開批鬥會。次日，周恩來出面干預，王光美才得以返回家中。儘管如此，王光美並未逃脫蒯大富後續的報復。1967年4月10日，王光美與彭真、陸定一、薄一波一同在清華大學遭到萬人批鬥。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取代了此前被衝擊瓦解的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成為當時北京地區最高權力機構。公安部長謝富治出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聶元梓任副主任之一。令人矚目的是，缺乏深厚政治背景的王大賓與蒯大富亦被吸納為革委會委員。
這一時刻，標誌著幾位造反派領袖政治生涯的巔峰。至此，文化大革命初期最具代表性的五位造反派領袖——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和蒯大富，全部登上歷史舞臺中央，成為邪惡聚光燈下的關鍵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