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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25年12月26日訊】（看中國記者金言綜合報導）2025年歲末，中國政經領域傳來多重重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習近平出席並強調堅定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釋放出2026年反腐或有大動作的信號。然而，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的觀點直指習近平反腐存在選擇性問題，導致「越反越腐」，可能成為「爛尾工程」。與此同時，北京樓市突發新政，進一步放鬆限購，但專家分析認為，此舉實際效果有限，房價仍有下行空間。更進一步，投行對2026年人民幣匯率的樂觀預測引發討論：人民幣升值是否意味著經濟向好？此外，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11月經濟數據顯示增長全面放緩、內需疲軟、投資下滑，這些熱點交織，揭示中國當前政經形勢的複雜性和深層矛盾。
習近平喊話反腐 蔡霞：「越反越腐」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開會議，專題研究部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習近平主席出席會議併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鬥爭，保持高壓態勢。這次會議的召開，被視為高層對反腐工作的再動員，釋放出2026年反腐力度可能進一步加大的明確信號。根據中紀委公布的數據，2025年1至9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78.9萬件，其中省部級幹部90人、廳局級幹部3704人、縣處級幹部3.1萬人、鄉科級幹部10.6萬人，以及現任或原任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7.2萬人。這些數據反映出反腐工作的廣度和深度，但也引發了社會對腐敗問題根治性的疑問：為什麼年年反腐、年年抓捕，腐敗現象卻似乎愈演愈烈？
在牆內高度敏感的討論環境中，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的觀點如一針見血。她在公開發言中指出，習近平的反腐存在根本性問題，即「抓人不碰制度、改政策不改體制」。蔡霞認為，這種反腐是選擇性的，只針對個別官員，而迴避了制度性根源，導致「越反越腐」。她用「房間裡的大象」比喻這一現象：腐敗的「大象」明明存在，大家卻裝作沒看見，只抓「小蒼蠅」，不除「糞坑」。蔡霞強調，習近平的反腐避重就輕，不觸及核心權力結構和制度性問題，結果只能是表面文章，難以根除腐敗土壤。
具體而言，蔡霞分析了三個關鍵問題。首先是吏治腐敗的加劇。8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已認識到吏治腐敗是最大腐敗，並試圖通過國家公務員法、民主推薦、公開競爭等方式解決。但習近平上臺後，否決了這些機制，轉而強調「政治忠誠」和「用自己人」。例如，2016年人民日報強調「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這裡的「黨中央」實指習近平個人。這導致黨內吹捧拍馬之風盛行，如李鴻忠從湖北省委書記調任天津市委書記，併進入中央政治局，就是因為最早鼓吹「核心意識」和「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這種用人機制違背中共黨章的「任人唯賢、五湖四海」原則，轉而「任人唯親」，形成了「習家軍」或「團團夥夥」，黨內風氣齷齪，貪官污吏層出不窮。一查就是「串案窩案」，如湖南省常德鄉財政所會計挪用557.1萬元公款，導致村民補貼受影響。
其次是權力任性導致決策腐敗。蔡霞指出，習近平決策往往剛愎自用，不聽取不同意見，缺乏對現代經濟的瞭解。例如，他曾問「通縮有什麼不好」，暴露了對宏觀經濟的常識缺失。鄧小平時代強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設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央黨校等機構作為智庫。但習近平時期，這些機構服從政治意志，不再獨立。結果是諸多「爛尾工程」：雄安新區「千年大計」進展緩慢；晶元工程投資10萬億元，卻成騙取資金的幌子；一帶一路導致多國債務陷阱。新冠疫情初期，高層隱瞞真相，延誤防控；清零政策也禍及民生。這些決策任性，不僅造成經濟損失，還影響國運，改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最後，蔡霞強調反腐的根本問題是「治標不治本」。習近平強調「制度自信」，卻不許碰制度。高壓反腐營造恐怖氛圍，卻無法遏制腐敗蔓延。民間早有說法：「守著糞坑打蒼蠅，蒼蠅打得完嗎？」只有從制度層面改革，增加民主參與、科學決策，才能真正解決腐敗。否則，反腐將成為習近平的又一「爛尾工程」。
專家認為，2025年反腐數據雖龐大，但腐敗複雜化、嚴重化趨勢未變。國際觀察家指出，中國反腐需從制度入手，否則「越反越腐」將成現實。這次會議雖重磅，但若不觸及根源，2026年反腐前景仍堪憂。
經濟數據全面惡化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經濟寒意逼人。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僅1.3%，低於10月的2.9%，為結束疫情封控以來最差表現；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4.8%，略低於上月；固定資產投資1-11月同比下降2.6%，降幅擴大；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15.9%，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下降2.8%。日本媒體預估，2025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將首現1995年以來負增長。消費佔GDP比重僅約40%，遠低於發達國家60%以上水平。即使這些官方數據已被粉飾，仍顯示經濟衰退跡象明顯。
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指出，中國經濟已進入蕭條階段，最大問題是政治問題而非純經濟問題。中共統治下的**官僚資本主義**（他用「裙帶資本主義和中共社會主義混合怪胎」形容）與貧富懸殊，導致財富不公分布，中產階級債務纏身，內需嚴重不足。約8億人（佔總人口60%）月收入不足1500元人民幣，低於中等收入國家貧困線；青年失業率超25%（官方數據曾達27%，後改稱10餘%，實際不減）。房地產等支柱產業下滑，新興產業難以彌補。謝田強調，即使粉飾數據也「驚心動魄」，一線二三線城市房價腰斬比比皆是。
資深媒體人李肅分析，中共長期「重生產輕消費」的思維——「先生產後生活」、「先國家集體後個人」——本質是為維護既得利益集團，而非造福百姓。這導致稅負重、社會保障弱，百姓消費無力。中共執政目的不是民生，而是強化控制：維穩經費超國防預算，國家機器鎮壓不滿。官員只對上負責，無媒體監督，導致層層造假、形象工程。
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罕見批評地方「步伐急躁冒進」、「數字注水」、「政績工程新變種」，以及開發區「大而不當」、展會論壇「無謂展開」。謝田稱這是「官僚病毒變種」，官員換新方式欺上瞞下，如虛假開工、開票經濟。本質仍是謊言與暴力維系統治，曾吸引外資，如今戳破後外資撤離，高層自食惡果。習近平推責地方「冒進」，似大躍進翻版。
所謂「新質生產力」（包括AI、高科技）被寄予厚望，但李肅指出面臨挑戰：關鍵技術依賴西方，基礎研究薄弱，晶元瓶頸未破；私人投資信心不足，企業觀望；國家過度控制與市場機制矛盾。「新質生產力」難以實現「實實在在、無水分增長」，無法抵消傳統產業下滑。
內需不足已成中共自己承認的首要問題，但路徑依賴投資、生產，忽略民生。謝田、李肅呼籲：正視嚴重性，刺激內需、改善就業，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減少官僚干預，增加民主參與，摒棄「重生產輕消費」，關注百姓福祉，加強基礎研究，推動轉型升級。否則，經濟壓力與社會不穩定將加劇。
北京樓市新政突襲
就在政治局會議與經濟數據余熱未消之際，北京樓市傳來突發消息：進一步放鬆限購政策。這次新政的核心內容包括：非北京戶籍家庭購買五環內商品房的社保年限從3年降至2年，五環外從2年降至1年；二孩及以上家庭可在五環內多購一套房（戶籍家庭可購三套，非戶籍兩套）；取消首套和二套房貸利率區分；公積金二套房首付比例從30%降至25%。這一輪調整主要針對改善型需求，鼓勵有房家庭再購一套。
新政出臺背景是全國住房城鄉建設工作會議的定調：城市政府利用調控自主權，優化政策，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北京作為一線城市，此舉被視為為上海、深圳打樣。目前，上海限購政策為外環內社保3年、外環外1年；深圳限購區社保1年；廣州已全域不限購。專家分析，北京新政力度溫和，更多是「預期管理」，而非激進刺激。短短4個月前，北京剛放鬆五環外限購，此次再鬆綁，顯示調控正逐步放開，但「衣服一件件脫」，以維持市場期待。
然而，在經濟數據惡化、內需不足背景下，實際效果可能聊勝於無。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朱琳在體制內發言中直言：「房價可能還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還未觸底。」他指出，房地產市場牛短熊長，底部是一個區間，而非點位。2024年初，他預測房價需調整20%-30%，需3-5年觸底。目前，一線城市房價從3-4月起重新下跌，夏季加速。三四線城市房價跌幅收窄，但成交量枯竭，形成「有價無市」。深圳二手房溢價空間縮小，上海調整幅度加大。朱琳強調，房地產流動性差，價格不完全反映供需；居民家庭房地產配置過多（調整前佔2/3），金融資產不足。
朱琳建議，房地產行業回歸建築本源，不再是「微型銀行」靠資金週轉獲利。未來方向包括城鎮更新改造、城中村改造，提供廉租、公租房，創造就業和增長點。一線城市注重保障性住房，三四線需消化庫存。投資者應視房產為消費品，非投資品；平衡不動產與金融資產配置；現金為王，盡早出手「老破小」，以獲流動性。
整體來看，北京新政標誌著樓市調控大趨勢放鬆，但短期難逆轉頹勢，與經濟數據下滑互為表裡。房價筑底調整期未過，不會暴跌，但下行壓力大。宏觀政策應向消費端傾斜，刺激內需拉動增長。否則，房地產拖累經濟，影響民生。
多倫多方臉：人民幣升值未必是好事
年末之際，多家投行炒作2026年人民幣升值潛力，高盛等稱人民幣被低估，或升至對美元5:1，屆時中國經濟總量將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人民幣匯率與經濟關係成為熱議焦點：升值是否等於經濟好？貶值是否等於經濟差？時評人多倫多方臉分析，這一關係遠非線性，需從定價機制、內需、出口、通縮等多維度審視，尤其在當前經濟數據惡化背景下。
人民幣定價處於「自由與不自由」的狀態，分在岸和離岸兩系統。在岸人民幣由央行每日公布中間價控制，波動限2%；離岸人民幣（香港交易）相對自由，但央行可干預。目前，人民幣對美元7.05:1。
投行樂觀源於2026年歐美降息週期，可能帶來人民幣自然升值壓力。2025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但對所有貨幣貶值4.5%，因美元貶值更快。多倫多方臉指出，人民幣升值非必然「好事」，關鍵看原因。
首先，內需不足是人民幣難升值的核心，與經濟數據一致。2025年，中國人均GDP被墨西哥反超，部分因貶值。但貶值源於內需弱、8億人低收入、失業高企，依賴出口拉GDP。前11月貿易順差1萬億美元，佔GDP增量近全額。若無貶值，出口崩盤，GDP或負增長。以紡織業為例，利潤率僅3.1%，人民幣升值1%毛利降0.5%-0.7%。升值雖使進口便宜，但產能過剩下，壓制本土消費，加劇通縮。
其次，當前中國面臨通貨緊縮（物價持續下跌）壓力，為了刺激民眾消費和經濟復甦，央行不得不持續降息（降低貸款利率）。然而，低利率會讓人民幣存款吸引力下降，國際資本更願意流向利率更高的國家（如美國），這會導致大量賣出人民幣、買入美元，從而給人民幣帶來貶值壓力。
如果想讓人民幣真正升值，通常需要提高利率來吸引資金流入，但這又會增加借貸成本，進一步抑制本已疲弱的消費需求，形成「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矛盾。
人民幣升值的「質量」不同，對經濟的影響也完全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
1. 被動強制升值（類似1985年日本《廣場協議》被迫讓日元大幅升值）：短期內看似風光——外資湧入、進口商品變便宜、民眾購買力增強，大家一陣「自嗨」。但由於國內內需沒有真正改善，出口競爭力迅速喪失，企業訂單銳減、工廠倒閉、失業激增，最終經濟像坐過山車一樣沖高回落，甚至引發更嚴重的危機。
2. 內需復甦驅動的自然升值：這是最健康的升值。只有當居民收入增加、消費意願增強、內需真正旺起來時，經濟不再過度依賴廉價出口，人民幣才可能穩步升值，同時GDP也能保持穩定增長。這才代表經濟真正好轉。
3. 2026年可能出現的「偽升值」：由於歐美進入降息週期，人民幣可能面臨自然升值壓力，但央行會出手干預，避免升值過快。結果可能是人民幣小幅升值或停止貶值，但國內內需仍未恢復，出口增長隨之放緩，最終GDP增速反而下滑。這種升值只是表面現象，並不意味著經濟變好。
多倫多方臉總結，人民幣升值本身並不等於中國經濟變好。在政治經濟體制沒有實質改革、內需沒有真正啟動之前，投行年底炒作的「2026年人民幣大漲」話題，多半只會是鏡花水月，最終可能成為一場空歡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