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興在觀看記錄片《國有器官》後接受多家媒體採訪（趙興提供）
我出生在北京，「屬於生於紅旗下，長在春風裡的典型」，真正產生對中國共產黨政府有異議，應該是在小學時期就有的，那個時候家裡劃片的小學不是很好，父母便託人花錢找了更好的小學。這種從下而上的腐敗在我6歲的時候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只有有關係、有錢的人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那時候也不知道外邊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就是感覺這種風氣非常不好。在我們上小學的時代，在二年級的時候，每個人都會被強迫帶上紅領巾，這意味著加入了共產黨下屬的少年組織，少先隊——這個被稱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所謂「光榮頭銜」。
在初中時代，我接受了更多的歷史教育，學習辛亥革命，看了鄒容的「革命軍」，瞭解了「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的（取自革命軍原文）」光榮使命。再加上自己對於社會的觀察與思考，社會腐敗日漸猖獗，自覺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不足以支撐中國未來之發展，於是我嘗試建構自己的政治思想以及建立黨派，於班級內尋找自己死黨3名，並由他們向外繼續擴張成員，不久便被老師發現並制止，事件倒不算大，也沒給自己帶來什麼麻煩，在老師看來不過是年少時的遊戲。在初中這個時期，我一直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中國共青團，但在最後一個學期，班裡要求必須全部是團員，老師便找了同學幫我代筆寫了入團申請書，算我加入了共青團，如此行徑，也只能是在毫無人權可言的中國才能發生。
在高中時期，我積極努力，與同學打成一片，為同學做儘可能多的服務，本以為可以成為班長，帶領班級，結果班主任直接任命了一個從未在學校出現的人成為班長，本以為是同學們用選票選出，但卻成為老師用來牟利的工具，從這樣一個小事就可以看出，中國是完全沒有民主的國家，所謂的基層民主，其實不過是政府的謊言，小到村委會、居委會，幹部的任免從來都不是普通人說了算的，對於這樣的現狀，當時的我完全無可奈何。在這個時期我瞭解到了中國6.4事件的歷史事實，也是這個時期我發現了中國的網路限制，學到了翻牆可以看到外邊的世界，也是在這個時候，異常的想要逃離中國。
大學期間參加學習的交流項目，以J1 student的身份去到美國，真正來到了自由的土地，令我產生了無限的嚮往，但此時的我在美國也不過是短短的三個月，我在中國還有為完成的學業，無可奈何在回到中國後繼續過著自己沉默不語的生活，雖然在中國每天都在發生著不公、不自由，但是只能不斷壓抑自己的內心。
時間過的很快，馬上就來到了2019年的年底，這一年我從大學畢業，我和女朋友（也是現在的妻子）去到了泰國和越南旅行，也就是在這個事件，中國武漢爆發了新冠疫情（Covid-19），這件事在國內鬧的沸沸揚揚，共產的專制獨裁，是自下而上的，正是這個原因，底層醫生有所預見，但被所謂領導攔下，沒有被認真處理，導致了這場浩劫。也正是此時國內掀起了為期三年的封控防疫工作。此時在國外的我們還在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我們看到了，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寫的「憤怒的人民已不在恐懼「一文，其揭露了中國共產黨在此次疫情中的真實面目，正是共產的所作所為才造成了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還建立所謂的方艙醫院，其實就是完全放棄了那些感染的人，武漢真實的情況是每天24小時不斷的燒屍，可謂是悲慘至極，即使當時在國外的我們也是十分恐懼，但是我們當時只是旅行，迫不得已我們成為了逆行人，返回了北京，那個時候北京也出現了大量病例，不過好在邊境沒有封，我們順利回去和家人團聚。在我們回到北京後，看到了街上的蕭條，到處都充斥了緊張感。在這個時候我們在自己的微博賬號上發布了，許章潤教授「憤怒的人民已不在恐懼」的文章名字，就在不到一分鐘就收到違規的警告，並且這個實名賬號被永久的封禁，也正是這個時候，在中國的恐懼感完全充斥我的頭腦，我知道了不能發聲的真正含義，我不知道我如果繼續在網際網路上發聲，等待我的會是什麼。
就這樣我在中國經歷的疫情三年的嚴格控制，就在2022年8月的時候，我實在忍不下去了，我報名了海外的英語考試，以這樣的名義，從成都機場飛離了中國，開始了我2022年卡達世界盃之旅。在那個時候，只有中國還在積極防疫，這場中國共產黨謀劃出的「抗疫藍圖」，最終還要讓普通民眾買單，離開中國我終於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
首先我的第一站是哈薩克斯坦，之後我走過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亞塞拜然、伊朗、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最終到達卡達。無獨有偶我途徑的國家全部都是以伊斯蘭教為中心的國家，但是這其中就有世俗化程度高的，以及原教旨程度高的國家，在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亞塞拜然，這些國家雖然貧富有差距，但是起碼社會環境沒有那麼壓抑，但是進入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這樣的國家，感覺生活那裡的人民總是有種有苦難言的窒息感，會讓你時刻保持警惕，就如同生活在中國是相似的感覺，我在伊朗時正好趕上伊朗民眾的「頭巾革命」，無數的普通伊朗民眾走上街頭與宗教警察對峙，無數人受傷被抓。在我腦海中就在思考，如果在中國敢於站出來和官方對峙，可能後果會更加嚴重吧。
在2022年底，卡達世界盃結束後，我也沒有其他的目的地，只能開啟回中國的路程，好在聽說國內民眾在上海封城的最後一座大山的壓力下，開始奮起反抗，中國共產黨終於抵抗不住這樣的反抗，並且這樣的反抗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終於開啟逐步放棄他們所謂的「抗疫封控」，這樣的情況下，我輾轉印度尼西亞、柬埔寨，飛回中國廣州，到達後被強制隔離五天後，才獲得自由，回到北京。那個時期有各種各樣的傳聞，中國大陸境內已經完全放開疫情管控，卻還要強迫我們從海外回來的人隔離，完全就是在做最後一次的斂財，我們對於此事極為不滿，曾經試圖抵抗封控，但都被他們攔住，並且通知我們的家人，勸導我們遵從規定，完成隔離。
來到這片自由的土地加拿大以後，我找到了一群與我志向相投的人，他們就是中國民主黨人，他們追求民主自由，主張去除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獨裁統治，這和我在家鄉的夢想不謀而合，在中國，我們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信仰自由、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命權都得不到保障（這是我在參加黨內活動，觀看記錄片《國有器官》後得知的）中共活摘器官的行為簡直不能用喪心病狂來形容，簡直就是惡魔，這樣無法無天的獨裁統治到底要進行到什麼時候。因此在加入中國民主黨後，我積極參與一切民主運動，包括公開抗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在媒體上發表文章譴責中共的的行為、接受媒體採訪。我堅信在加拿大這片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我們中國民主黨的發聲會被全世界人民聽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