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將「宣傳」視為奪權的核心武器。中宣部向來不是文化部門，而是操弄政治戰線的專職機構。（圖片來源：合成圖 今濤拍暗）
毛澤東與周恩來深知「筆桿子」的力量——它能寫出革命、塑造領袖、摧毀敵人，若稍有偏離，也能顛覆領導。他們精於使用筆桿，但更狠於折斷它。胡喬木、鄧拓、陳伯達、伍修權——他們都曾是「毛澤東思想的傳聲筒」，這四位中共早期宣傳系統的中樞人物幾乎都在黨內鬥爭中被反噬，或被摧毀肉體、或被摧毀精神。
毛澤東在延安至西柏坡時期，經常召見中宣部幹部、審閱報紙樣稿與社論。胡喬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毛的政治秘書）回憶：「毛主席每天都看《解放日報》，社論標題與導語常親自改字。」毛不僅審稿，還直接調度宣傳策略：指示胡喬木、陳伯達在新聞稿中「淡化蘇聯色彩、突出中國自主革命」。
周恩來是中宣部與對外宣傳系統的實際統籌人。他兼管「黨的外宣與新聞工作」，包括新華社、解放日報對國際記者的接待、聯絡與審核。在延安與西柏坡時期，周恩來主持的「新聞報告會」與「政治宣傳會」常由中宣部配合執行。
一、鄧拓：說真話者必死
鄧拓（1912～1966），《人民日報》創刊總編輯之一，曾任社長。他相信新聞應記錄真實，報紙應服務人民。但在毛澤東眼裡，「真實」本身就是反革命。他與吳晗、廖沫沙合寫《三家村札記》，用寓言暗諷官僚主義與思想僵化。1966年春，這組文章被江青、姚文元定性為「反黨黑線」。毛批示：「要徹底揭露其反動本質。」周恩來默許運動升溫。
1966年5月17日至18日夜間，鄧拓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藥自殺，終年54歲。
他遺言：「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我再也不想活在這樣的世界。」
他不是被敵人殺死，而是被他所服從的體制撕碎。毛澤東知道他死後，仍下令：「要徹底揭發他的反動思想。」死後仍被批判多年，直到1979年才獲「平反」。
二、陳伯達：神棍的下場
陳伯達（1904～1989），延安時期毛的理論秘書，《紅旗》雜誌主編，是「毛澤東思想」的編纂者。陳伯達是毛澤東最早的理論弟子之一，他以筆為刃，為文革提供意識形態合法性，被譽為「紅色教皇」。
他將毛思想神學化，提出「毛主席的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峰」。毛讚他一時，提拔他入政治局。
然而，1970年廬山會議上，他被指「鼓吹個人崇拜、陰謀奪權」。毛一句「這個人腦子壞了」便令全黨倒戈。他被捕入秦城監獄。
被捕後，陳伯達被單獨關押於秦城監獄長達十餘年。文革結束後，他被釋放但不准發言、不得出版。1989年病逝於北京家中，晚景淒涼、無人問津。
從「紅色教皇」到「階下囚」，他的人生悲劇證明：把大魔王毛澤東捧上天的人，也終將被魔王吞噬。
三、伍修權：沉默的戰士
伍修權（1908～1997），紅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出身，主張「宣傳即戰鬥」。
內戰中負責戰地宣傳，建國後歷任外交部副部長、駐南斯拉夫大使（1955～1958），推動中共早期對外輿論戰。文革爆發後，他被指「與蘇修過從甚密」，文革期間，他被打成「蘇聯特嫌」，遭隔離審查。毛澤東懷疑他「與赫魯雪夫走得太近」，並認為他「思想不夠紅」。1973年後，雖名義上復出，但實際上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
他於1997年11月9日病逝於北京，終年89歲（官方訃告作「九十歲」）。他活得久，卻死於沉默——孤立、被完全邊緣化，幾乎不被官方提起。
四、胡喬木：忠誠的書吏
胡喬木（1912～1992），毛的筆侍與理論起草人，延安以降長期主持中宣部理論工作。胡喬木是毛澤東最信任的理論秘書與文字工程師，為毛編寫演講、文告、社論。他曾說：「我用一生的筆，為一個思想服務。」但他也最清楚毛的殘酷。
他為毛起草講話，將鎮壓與饑荒包裝成「糾偏與自然災害」。
1966年後，文革時被打成「修正主義知識分子」，長期下放。妻子被批鬥，兒女流放。他在被審訊時說：「我一生為黨寫稿，現在連筆都被奪走。」
1978年後，鄧小平起用他主持「思想解放」理論重建。但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支持「穩定壓倒一切」，再度成為體制筆桿。
1992年9月28日病逝北京，終年80歲。胡喬木的死，也是中共筆桿官僚的宿命之一。聽命於黨，因此他也是唯一「自然死」的中宣巨頭，他沒有死於槍口，而死於信仰的枯竭。他晚年自嘲：「我寫了一生的歷史，最後成了歷史的註腳。」
筆桿子的墓碑
毛澤東與周恩來需要筆桿子時，筆桿是武器；嫌筆桿良心未泯、多嘴時，筆桿便成罪證。胡喬木、鄧拓、陳伯達、伍修權，他們的命運，構成中共宣傳史上殘酷的一頁——那些為權力造魔王的人，終被魔王吞沒。
對於這四位筆桿子，毛澤東與周恩來從不開槍，也沒直接殺人，但他們只讓愚蠢的共產主義信仰者無聲死去。他們懂得真正的恐怖，不是暴力，而是讓被控制的思想自己絞殺自己。這些筆桿們忙著寫謊言，寫完謊言，最後自己的一生不也是為謊言寫下了墓誌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