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中國特色：萬香科技老闆的行賄史（圖片來源: 網路圖片/ 作者博客 ）
【看中國2025年10月24日訊】一位與朱厚澤先生和我都十分熟悉的老朋友，曾讓我作個準備，與厚澤先生進行一次深入的討論；我在《領導者》雙月刊召開的會議上最後一次與厚澤先生見面的時候，也已經和他約好要去他府上拜訪。可惜沒過多久，厚澤先生就住院了，然後就傳來了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剛看到姚監復《朱厚澤最後的訪談》一文，厚澤先生在訪談中大聲疾呼：應重點研究"中國模式"問題。假若我當時與厚澤先生長談，肯定也會著重討論這個問題。在此，響應厚澤先生臨終前的號召，談一談我對"中國模式"問題的看法，作為對厚澤先生的一種紀念。
一、"中國模式"的出現：世道變了還是心態變了？
首先唱一點反調。根據《朱厚澤最後的訪談》，厚澤先生將"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相提並論。他認為：20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經濟大蕭條，而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1930年代推進工業化，經濟發展速度相對之下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快。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一次大爭論：蘇聯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左派和許多學者都肯定了蘇聯道路，中國、東歐等國都走上了這條道路。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後期，蘇聯道路的危機爆發了，最後出現了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了，蘇聯模式失敗了。現在，到了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又一次出現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像蘇聯當年那樣經濟上發展很快，外匯儲備和進出口額增加到世界最前列。一些中外學者與政界人士提出了"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認為是值得世界許多國家仿效的成功之路。對中國道路的爭論，將是整個二十一世紀大爭論的重要問題。我認為，"中國模式"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蘇聯模式那樣的世界性影響力和衝擊波。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聯模式確實曾經風靡全球，無數歐洲、美國、日本、中國、印度……的知識份子被蘇聯模式的魅力所迷惑，一些人心甘情願地為第三國際充當間諜，連魯迅這樣老道而多疑的思想家也喪失了判斷力。因為經濟大危機確實嚴重衝擊了世界經濟市場乃至世界政治秩序，讓人感到天要塌下來了。知識界的理論思維包括經濟學的整個體系(當時還沒有宏觀經濟學)，無法應付世道的變化，導致人們產生了世界末日的感覺。只要能夠抓住一點新東西，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初，世界經濟只不過是出現了一次較大的起伏，並沒有出現一次崩盤，人們的理性仍然是健全的。
2008年11月，有關部門按照慣例，派人來瞭解我對世界金融危機的看法。我說，一年見底，二年復甦。來人問，你說這話有什麼根據。我說，根據就是現在正在華盛頓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峰會。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囿於國家經濟學(國民經濟學)的視野，所採取的一系列以鄰為壑的措施，反而加劇了世界經濟危機。現在，各國領導人齊聚一堂，群策群力，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會採取什麼具體舉措，但這種氛圍，已經可以安定許多人的危機心理。在這次危機以後，經濟全球化將會更上層樓，而不會出現根本性的逆轉。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世界尚被分割為若干殖民帝國和勢力範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兩股極端勢力以"反帝"革命者的面目出現，為自己贏得了很大的民意支持度，並伺機發動革命和戰爭。由於美國民眾從一開始就拒絕美國加入，德國、日本、義大利則在危機期間先後退出，一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處於癱瘓狀態。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導致世界經濟危機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1929年至1933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貿易額減少了三分之二，其中美國的進出口額下降了70%。美、英、法、德四國有30萬家企業倒閉，美國的半數銀行關門。資本主義世界的失業工人達到3000萬以上，其中美國的完全失業人數達到1500-1700萬，此外還有許多人處於半失業狀態。二戰以後，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整個世界從激情的"革命戰爭年代"進入到平庸的"談判合作年代"。如今，全球非殖民化大功告成，"兩個陣營"的對抗成為往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一系列國際組織煥發出活力；區域一體化進程日益加深(歐盟、東盟、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由於這些因素的制約，最近這次世界金融危機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相比，完全不是在一個當量級。
個別外國人講"北京共識"，已經有好幾年了；而中國學人推崇"中國模式論"成為輿論寵兒，則是這次世界金融危機的副產品。如果危機能夠多持續幾年，中國當局很有可能採納這個理論，作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替代品。世界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令普通人感到歡欣鼓舞，卻使"中國模式論"的提出者處於尷尬的境地——當局不敢明確表態支持，學術界多數人不以為然，提出者對於普世價值的排斥又使得向外推廣"中國模式"成為一種悖論。
當局為什麼不能全盤接受"中國模式論"？因為這意味著對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否定。"中國特色論"是一種邊緣性、防禦性的理論，其理論硬核——不論是"社會主義"還是"現代化"——均來源於西方。"中國模式論"是一種主體性、進攻性的理論，它不願意依附於任何一種西方理論，刻意張揚中國"傳統"與"主權"。接受"中國模式論"，就意味著否定了改革的合法性，如果兩千年和六十年都無可非議，還有必要深化改革嗎？
"中國模式論"鼓吹"六十年成功之路"，其實是更鍾情於"前三十年"。他們可以不要鄧小平，但是萬萬不能沒有毛澤東。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講過"戰後凡是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裕起來了，戰後凡是跟美國作對的都還很窮"；在1980年代末講過"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動"，"夾起尾巴做人"。顯然，鄧小平不是"中國模式論"者心目中的偶像，惟有毛澤東，才是他們心目中的"大英雄"，"中國模式論"的開山鼻祖。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王新命等十教授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寫道："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徵。由這沒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除卻主張模仿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目前各種不同的主張正在競走，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而透過各種不同主張的各種國際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躍，各欲爭取最後的勝利。"也就是說，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中國已經沒有了主張"中國模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只有各種外國模式的擁護者和模仿者。一直到1950年代初，毛澤東本人也還是一個"全盤蘇化"的支持者。在赫魯曉夫打碎斯大林的神話後，毛澤東開始探索以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中國模式"。早在1980年，日本一橋大學石川滋等人就在《現代經濟》季刊多次使用"中國模式"的概念，他們把20世紀70年代的"毛澤東戰略"稱為"中國模式"。在整個二十世紀，毛澤東是開創"中國模式"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之人，鼓吹"中國本位"的王新命等人並沒有搞出一套付諸實施的制度與辦法。毛澤東倡導"超英趕美"、"打倒帝修反"、"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氣魄"和"膽略"，曾經讓幾代中國人激動。
然而，依靠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原子彈"和陳毅所謂"勒緊褲腰帶也要上"的物質原子彈，解決不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毛澤東兩次實驗"中國模式"，人民公社奪去了幾千萬中國人的無辜生命，文化大革命使上億中國人受到迫害和牽連。以四五運動為標誌，中國人自己否定了以毛澤東為旗幟的"中國模式"，以周邊國家和地區(日本、"四小龍")為榜樣，重新回歸常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連王震這樣的"左派"，在訪英後也被洗了腦，驚嘆"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唯一的缺憾是沒有共產黨的領導。
毛澤東當年說過兩句話：一句叫做"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一句叫做"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毛澤東所說的"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沒有成為事實，二十多年來何新等人朝思暮想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體系的總危機"也還沒有到來，但是在毛去世後，"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卻是顯見的。當年，毛澤東"書記挂帥"，"大辦鋼鐵"，也不過是為了實現一千萬噸鋼的目標；現在，不經意間，一年就能增產幾千萬噸鋼，各種工農業產品超英超德超日超美，早已成為家常便飯。根據王建的計算，2009年美國的工業GDP是2.1萬億，中國是2.3萬億，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於是，一些人"好了傷疤忘了疼"，又開始緬懷毛澤東的"雄心壯志"，掐著指頭計算什麼時候"東風壓倒西風"了。
在我看來，當今的世道並沒有出現類似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樣劇烈的變化，國際秩序也沒有面臨新的革命形勢，但是一部分中國人的心態確實發生了變化，有些飄飄然了。由於硬實力(核彈頭和航母)與軟實力(理論感召力和文化產品輸出輸入比率)的欠缺，"中國模式"目前尚不具備"折騰"世界的能力，卻已經具有了不可忽視的"折騰"中國自己的可能性。毛澤東的"窮折騰"持續了大約二十年，眼下正在開張的"富(？)折騰"，有可能持續更長的時間。所以我部分贊同厚澤先生，"中國模式"問題是關係到中國(不是世界)前途與命運的大問題，國人必須嚴肅對待。
二、"中國奇蹟"的原因："中國模式"還是全球化效應？
在"大躍進"失敗五十年、"文革"失敗三十年之後，"中國模式"得以捲土重來，是基於"中國奇蹟"的出現。"中國模式論"者說，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裡能夠保持經濟高增長，而堅持民主制度的印度和實行民主化轉軌的前蘇聯東歐國家則相形見絀，說明中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堅持走"人民民主(專政)"的道路，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為了反駁"中國模式論"，有的人不承認"中國奇蹟"，說這是統計局編造出來的。這種反駁方式不可取。統計數字固然可以懷疑，但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趨勢是編不出來的。"中國模式論"者抹殺印度和前蘇聯東歐國家在1990年代以後的經濟增長，我們不能學他們的樣子，反過來抹殺中國的經濟成績。我們要否認的，是把"中國模式"作為"中國奇蹟"的原因。
歷史經驗表明，中國只要從動亂、分裂中走出來，過上幾天太平日子，人口與經濟就會迅猛發展，並多次摘取世界經濟總量榜的魁首。然而由於政治體制上的痼疾，文景之治、開元之治、康乾之治這樣的盛世難以長久，官民矛盾日益激烈，皇族權貴日益腐敗，導致一次又一次的天下大亂和朝代更迭。1945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對談時說："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中國模式論"者鼓吹中國傳統的"民本政治"，反對現代民主政治，就必須對"如何跳出這週期率"做出自己的回答。要否定從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魯迅到早年毛澤東對於中國傳統政治的批判，可不是一篇輕而易舉的翻案文章。
把"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模式"作為經濟快速發展的保證，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我曾多次指出，在毛澤東推行"中國模式"的二十年間，城市化率(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和恩格爾係數(家庭食物支出佔消費支出的比重)這兩個指標的不進反退，中國大陸與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拉開檔次，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抹殺的事實。朝鮮至今還在堅持經典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正是它成為東亞地區經濟落伍者的原因。
至於說民主制度是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更是道理不通。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是政治民主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另一個大國印度，在經濟上與中國出現明顯差距的時間段是在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其原因不是因為印度實行民主而中國實行專政，而是中國率先實行經濟改革而印度較遲衝破計畫經濟的樊籬。1990年代中期以來，實行市場化改革的民主印度，經濟增長速度已逐漸趕上中國。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是複雜的、間接的，而我們追求民主政治，也並不僅僅是出於經濟上的理由。(參見筆者：《中國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民主"必然性"還是民主"必要性"》。)
陳志武指出：對"中國奇蹟"，一種解讀是，這是信奉大政府主義和"中國特色"的結果；由於政府獨享強制力，利用強制力調配資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才成為可能。另一種解讀則恰恰相反：這些成就與其說是強制力配置資源的結果，是"中國特色"的奇蹟，還不如說是自由市場、普世人性戰勝權力管制的結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說，中國過去30年的成就佐證了自由選擇和市場化會帶來繁榮，並且這一結論跟人種、膚色、文化傳統無關：個人的自由選擇權被解放得越多、權力對權利的束縛被結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經濟福利就增長得越多。
陳志武認為，梳理中國的事，我們必須避免只用中國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國特色"為由迴避實質性問題。離開世界文明、離開人類社會的變遷經歷，就難以理解中國的經歷，也更難為中國的長久持續發展提供建設性視角。中國經濟成就至少包括兩個主因：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於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種發展條件或者說機遇來自於世界，具體講來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國。1914年之前，全球貿易體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軍實力為基礎，你沒有海軍實力，你就不能發展世界貿易。但是二戰之後，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規則為主體，這也就是為什麼1978年後，在沒有強大海軍的情況下，中國馬上就可以開展國際貿易，變為世界工廠。"改革開放"的貢獻在於讓中國加入了起源於中國之外的世界潮流，讓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後發之所以有"優勢"也在於這種"便車"已經存在。
陳志武援引了楊小凱與林毅夫關於"後發劣勢"與"後發優勢"的爭論。他說："林毅夫的'後發優勢'論指的是，後發展國家可以從先發達國家那裡很快模仿到技術，不用重複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而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指的是，正因為後發展國家可以輕便地模仿技術、快速發展經濟，所以會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動力，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後發便利反成了'劣勢'。幾年前，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那時不少人認同林毅夫的'後發優勢'論。但是，現在，我們的確正在經歷楊小凱講的'後發劣勢'。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到這一點，以糾正'後發劣勢'。"
姚洋指出："中國奇蹟"的原因，不光是"有利於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還要有與之相適應的一系列明智的經濟政策。"事實上，如果我們為中國所採取的改革和經濟增長措施列一份清單，然後將這份清單與'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政策逐一進行對比，我們就會為這兩份清單的相似之處所驚詫。在約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的原始構建中，'華盛頓共識'包括以下十條政策建言：1.採取謹慎的財政政策，規避通貨膨脹稅。2.把政府支出從非生產性的再分配領域引導到有效的公共開支上來，如基礎教育、醫療保障以及基礎設施等領域。3.改革稅收體系，以拓寬稅基並削減邊際稅率。4.金融自由化，最終目標是實現由市場決定利率。5.統一匯率，使其足以使非傳統產品的出口保持足夠的競爭力，以促成高速增長。6.迅速由關稅替代貿易的數量壁壘。7.取消妨礙外國直接投資(FDI)進入的壁壘。8.國有企業私營化。9.取消阻礙企業進入或限制競爭的各種管制措施。10.確保財產所有權的安全。在過去30年中，中國幾乎緊緊遵從了所有這些建議。""中國唯一沒有緊密遵從的處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儘管採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國家仍然牢牢掌控著被稱為'戰略命脈'的領域如石油、電信及銀行。""根據以上證據，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定，中國經濟的成功可以說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勝利，而'華盛頓共識'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議。"
秦暉說："關於中國奇蹟，大家議論很多了。姚洋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對我有很多批評。可是在事實判斷上，其實我跟姚洋先生有很多很類似的地方。他說中國奇蹟是華盛頓共識加中性政府，我認為中國奇蹟是全球化加低人權優勢。我的全球化就相當於他的華盛頓共識，我的低人權優勢在某種意義上跟他的所謂中性政府是很有關係的。因為沒有這樣的政府，中國可能就沒有這樣的優勢。這個問題的確很有意思。其實在我看來，中國如果不搞市場經濟，不搞全球化，那麼中國就像北韓，沒什麼奇蹟。但是如果中國只搞市場經濟，那麼中國就是東歐。當然東歐的經濟發展的成就也是非常大的，包括轉軌，但是不能跟中國相比。中國的經濟，至少在目前要比東歐能幹。"
陳志武強調"世界秩序"的重要性，然而人權準則現在還停留在聯合國人權公約的紙面上(中國人大尚未批准其中一個人權公約)，沒有成為實際有效的世界秩序的組成部分，至多不過是發達國家的國內或國際秩序——美國秩序或歐盟秩序。正是基於這種現狀，政治制度上的"劣勢"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成為經濟競爭中的"優勢"。秦暉說："於是，一種既缺少個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體制，在'只做買賣不問其他'的條件下不僅仍然可以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現出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優勢'。這種體制下崛起的經濟體如果足夠龐大，它將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國家降低福利標準，同時也迫使自由國家重樹貿易壁壘，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自由經濟的優勢主要在於創新，在於它那源於人的自主狀態的創造性。但是如果就單純勞動過程來講的話，很難說是不是自由經濟最有效率。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福格爾曾證明，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比北方自由經濟更有效率。""在封閉的狀態下，這種命令經濟對注重創造性的現代自由經濟不可能具有優勢，因為'低人權'極大扼殺了人們的主動精神和創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場經濟全球化但又沒有人權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這樣一種可能：自由經濟的創造可以被缺乏創造性但善於模仿的強權經濟比較容易地接過來，再依靠強權的優勢把它'高效率'地產出。於是在這樣一種遊戲中就可能出現：福利國家競爭不過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競爭不過低人權國家。"
秦暉進而解釋說："中國的人權是'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低人權優勢'主要是橫向比較而言，這種'優勢'與縱向比較人權仍有進步並不矛盾。中國改革30年來，無論自由還是福利兩個方面，人權無疑都是有進步的。"從"准奴隸制"到"低人權"的進步，是"中國奇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低人權"的當今中國，口和手都還沒有足夠的自由——言論出版自由受到壓制，投票選舉國家領導人的自由更無從談起；但是腳已經有了一定的自由——雖然還沒有恢復1954年憲法所規定的"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如果延續毛澤東晚年的"反城市化"政策，不允許農民離土離鄉、自由進城和自主擇業，就根本不可能出現"中國奇蹟"。
我認為，秦暉的"低人權優勢說"，是對於陳志武、姚洋解釋的一種補充。也就是說，"跟人種、膚色、文化傳統無關"的普世人性、經濟學原理和世界秩序是首要原因、長期原因；鑽世界秩序空子的"中國特色"制度是次要原因，而且，"低人權優勢"只能有效於一時，不可能行之久遠。
秦暉已經說了，"低人權優勢"只是在簡單模仿、組裝加工的經濟發展階段才能顯示出優勢，到了需要"人的自主狀態的創造性"的經濟創新階段，就沒有什麼作用了。我要進一步指出，即使是在前一個階段，"低人權優勢"要得以發揮，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我不完全同意秦暉"低人權優勢""劣幣驅逐良幣"的說法。"劣幣驅逐良幣"是使用貴金屬貨幣時代的經濟規律，而這個時代早已遠離了我們。現在的世界市場是一個有著嚴格規制的體系(譬如說WTO)，而這種規制是各方博弈的結果。博弈的任何一方都不會接受明顯有利於他人的規制；如果接受了，必定有其他的原因。一個原因是博弈者認為對手在經濟總量上太小，根本不足挂齒。二戰剛結束的時候，美國的工業生產能力達到世界的五分之三，那時美國可以同意美元以固定匯率與黃金自由兌換，等到歐洲與日本的經濟恢復後，美國就不肯繼續為穩定世界市場而犧牲本國經濟利益了。同理，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和日本後，發達國家就不肯讓中國享受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優惠條件了。另一個原因是非經濟的原因。中國加入WTO已經9年，俄羅斯至今還在WTO門口徘徊，為什麼西方國家會厚此薄彼呢？因為西方主流輿論仍然相信"和平演變"假說，為了鼓勵中國"和平演變"，他們情願在經濟條件上做一些讓步；而俄羅斯已經轉型，就沒有必要給予額外的優惠了。如果西方主流輿論確認，"低人權優勢"已經成為中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理由，他們還會如此一廂情願地自作多情嗎？
中國的"低人權優勢"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而現今的全球體系或曰世界秩序，仍然是西方國家(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所主導的。中國有"主權"，可以選擇參與或退出全球化；西方國家也有"主權"，而且還有軍事政治"同盟"，既可以吸納你也可以拒絕你加入全球化。"低人權優勢"所導致的最終結果，更有可能是"良幣驅逐劣幣"。事實上，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了"驅逐劣幣"、"不帶你玩"的輿論。
亨廷頓在1997年率先提出："共產國際已經消亡，現在該是建立民主國際的時候了。"2000年，由美國、波蘭、智利、捷克、印度、馬里、韓國7個國家發起，107個國家在波蘭首都華沙召開了"邁向民主國際共同體"的全球性會議。會議分成兩個平行部分，一個是由各國外交部長參與的政府間論壇，另一個是由非政府組織(NGO)參與的民主論壇。政府間論壇的成員是以國家的性質劃界的，即以它是否是民主國家來決定參與國。
2002年，"民主共同體"的110個成員國和11個觀察員在韓國首都漢城舉行了"民主共同體"第二屆部長級會議，會議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通過了《漢城行動計畫》。該行動計畫特別強調，代議制民主的基本要素是：尊重人權，這些人權存在於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五個方面，包括表達自由、出版自由、宗教及意識自由；依法掌握並行使權力；在獨立的選舉權威機構的監督下，在秘密投票和擁有普選權的基礎上，舉行定期的、公正的選舉；結社自由，包括形成獨立政黨的權利；分權制，特別是有獨立的司法機關；以及確立包括軍隊在內的所有國家機構對依法建立的平民權威機關的憲法從屬地位。此後，"民主共同體"又在智利、馬里等國舉行了多次部長級會議。
在最近一次美國總統競選運動中，建立"民主聯盟"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政策建議。歐巴馬與馬侃的有影響力的政策顧問都是這一主意的支持者；馬侃本人更是明確支持這一建議。自由理想主義與新保守現實主義很少像在這個問題上這樣走到了一起。"民主聯盟"的支持者認為，一個由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世界聯盟，有利於這些國家攜手面對21世紀出現的一系列新挑戰。民主黨人士試圖把"民主聯盟"看作推動聯合國改革的工具和一旦聯合國改革失敗的後備選擇；共和黨人士則希望"民主聯盟"能夠取代聯合國。
在地區範圍內，2007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訪問印度，提出了包括印度、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在內的"大亞洲"設想，其中沒有中國。他解釋該設想時說："我們擁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權等共同的根本價值觀以及戰略利益。"同年9月，來自印度、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新加坡海軍的艦艇，在印度洋展開了大規模的演習。演習的一個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亞洲建立類似北約組織的軍事同盟構想。"民主共同體"、"民主聯盟"、"亞洲北約"的共同指向，是把拒絕民主化改革的中國排斥在外。
中國當局一再強調"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表明他們對於"全球化加低人權優勢"的局面能否長久，缺乏自信。而當歐巴馬總統在首次訪華和哥本哈根會議接連受辱之後，西方國家重新審視對華戰略，就擺到了更加優先的議事日程上。"中國模式"之所以得不到官方的明確支持，是當政者擔心這樣做會刺激西方國家加快政策調整步伐，從而壓縮中國與之週旋的戰略空間。外交部、中聯部、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辦公室與中宣部、社科院的官僚，在這個問題上意見相左，導致最高決策者難以決斷。
三、"中國模式"的兩種版本："精英專政"還是"平民專政"？
凡是主張"中國模式"的人，都反對中國實行憲政民主，至少是反對"選舉民主"(被他們稱為"選主")或"代議制民主"(《漢城行動計畫》所列舉的各條目)。反對民主的人必然擁護專政，儘管有人明言有人遮掩。然而，中國的專政擁護者現在已經分化為兩派，也就是我在《憲政旗幟下的左右翼聯合陣線》一文中所說的"專政右派"和"專政左派"。前者主張"精英專政"，後者主張"平民專政"。在本文的討論中，分別以潘維和老田作為二者的理論代表。
潘維和老田都主張到中華傳統文化中去尋找思想資源，都極力推崇民本主義。潘維說，中國模式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的延續性。民本主義的底蘊極為深厚，是中國一脈相承、萬世一系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正統的官民共識，是官權正當性的根本，早已融化到中華文化的基因和血脈之中。在民國，民本主義稱為"民生主義"。自民國而人民共和國，民本主義稱"為人民服務"。當代民本主義要求政府"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老田說：毛澤東思想是建立在中華文化的根底之上的。中華文化道德主義與西方叢林法則之異，中華平民主義(民本主義)思想遺產與西方精英主義的分野，正如水火之不同，沒有多少可以調和的餘地。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毛澤東親手設計的資源分配規則和國家管理模式"的核心，可以歸結為"為人民服務"，按照先秦的說法叫"民本"。"實際上毛澤東就是傳統文化的最後產物，根據老毛的欽定接班人林彪的說法：老毛是'假馬列之名、行孔孟之實、執秦始皇之法'的。老毛的感召力不是馬列，而是呼應先秦民本主義而產生的'純平民主義'。"潘維和老田，都舉著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旗幟構建"模式"，但是他們的理論體系、制度設計和政策建議，卻是截然不同的。
潘維說："中國的民本政治由四個支柱構成：(1)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2)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3)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4)獨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下面，我們逐一分析這"四個支柱"。
憲政民主強調多元群體在民主共識基礎上的自由表達、利益博弈與權力制衡。所謂"現代民本主義"則強調"人民是整體，人民代表就應是人民整體利益的代表"。潘維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所斷定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說："中國政治不是西歐式的階級政治，也不是美國式的利益集團政治。""中國從來就承認社會分工差異"，但"分工差異與階級差別和階級鬥爭不是一回事"。"人民民主最突出的特點是'人民性'，即中華'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潘記"中國模式"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家族相似性"。
在潘維的政治分析中，沒有階級和利益群體之分，但有官民之分。"官員的選拔方式，即政府權力產生的方式，乃是政治體制的核心部分。""在中國，民本主義的中立政治為社會公認。從制度而言，建立'公正廉明'維護全民利益的政府，只能實行科層文官制，即由行政主導的政府。""文官制的精髓是考績，即官員由考試入門，依服務人民福祉的政績升調獎懲。"他說："民主化並不能解決吏治、行政(執法)和司法三大問題，反而有可能使問題更加惡化。相反，以法治為導向、以吏治為核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比較適合中國的具體特點。""法治是以職業公務員體系來執法並主導立法的政府體制，是沒有'領袖'強權地位的體制，目的不是給人民以爭奪政權的自由，而是嚴格、中立、公正、廉潔和高效率地執行已有的法律。"潘維並不看好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領袖獨裁"，他更為欣賞的是類似日本、香港那種以公務員為主體的"官僚政治"。
然而，潘維所推崇的"民本政治"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官僚政治"。他說："中華政體最根本的特徵是擁有統一的執政集團。六十年來發展完善的雙行政系統是這個集團執政的具體形式。"筆者曾說過，比政府機構更稠密的、一直延伸到村和所有單位的中共黨組織是"第二行政系統"。但潘維所關注的還不是中共用國庫所供養的龐大的基層組織，而是高居於行政官僚之上的黨官僚——"先進的執政集團"。"如同在所有國家，行政系統需要政治領導。""這個集團也經績優選拔而來，卻比一般文官更'懂政治'。""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也是中華傳統。傳統執政集團經'績優制'選拔而來，政治上皆出身'儒門'，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民本道義為官場綱維。'十月革命'帶給中國的是組織嚴密，紀律嚴格的'先鋒隊'。領導行政的共產黨官員也經由績優制選拔而來，但又自成統一強大的政治集團。"
這個集團的個別分子固然可以說是"經由績優制選拔而來"，但這個集團作為整體是如何獲得執政地位的呢？潘維說，因為它"先進"——體現為執政集團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近期目標，也體現在其光明理想，即"天下為公"，環球同此涼熱的"大同世界"——所以它有資格掌權。如果有另外一個政黨，不僅致力於中國的"趕超現代化"，而且致力於"繼續現代化"(參見筆者：《21世紀中國現代化議程》)，對於"大同世界"有更加清晰的表述——普世人權標準、全球民主共同體、世界聯盟政府，是不是就更有資格取得執政地位呢？潘維沒有直接涉及這個問題，但房寧有一個補充性的解釋。房寧說，中國崛起的制度奧秘是"一次性授權使決策成本降低"，六十年來中共掌握的權力，是人民在1949年一次性授權的。為了降低"制度成本"，就沒有必要屢次地授權了。根據中國皇朝更替的一般規律，一次性授權可以管用二三百年。
在十年前發表的《民主迷信與中國政體改革的方向》一文中，潘維極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諮詢型法治"。當時，他提出了"諮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務員系統，(2)自主的司法系統，(3)獨立的反貪機構，(4)以全國和省人民代表大會為核心的廣泛的社會諮詢系統，(5)受法律充分保護但也受法律嚴格限制的新聞出版自由。他說："諮詢型法治""引進了西方的法治制衡精神"，"因為體制動員其他四大支柱制衡文官系統，因為法律迫使決策程序透明，決策者聆聽社會的呼聲，還因為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受法律嚴格保障"。他建議分三個階段進行以法治為導向的二十年政治體制改革：在第一個五年，主要任務是實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黨政分開"原則，取消目前的"雙行政"體制。在第二個五年，主要任務是大幅度減少屬非公務員系統的政務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讓司法系統真正自主，反貪機構真正獨立，社會諮詢系統的功能真正實現。在最後十年，主要任務是開放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在實踐中調整五大支柱的相互關係，提高諮詢型法治政體的穩定性，使之成為一種成熟的現代政體。
潘維提出"中國模式"後，放棄了他原來心儀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在他一年前發表的《中國模式——中華體制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中，除了"中立的公務員系統"變成"單一執政集團""政治領導"下的行政官員"績優選拔制"，"諮詢型法治"的其他四大支柱都不見了蹤影。原來要"取消"的"雙行政"體製成了"中國模式"構造"相當精緻"的香餑餑。原來要"引進"的"西方的法治制衡精神"被徹底拋棄。潘維以自我批評的口吻寫道："筆者亦曾是司法分權獨立的積極鼓吹者之一。希望司法獨立，是學習西方，期待通過司法系統制衡黨官的胡作非為。"現在他認識到，"法院一旦完全獨立，更容易被資本俘獲，腐敗會速於龐大複雜的黨政機構。""所以，在中華條件下，黨對司法的統一政治領導極為重要。無條件地講司法獨立，便有食洋不化之嫌。"他自己"改邪歸正"後，就把原來的同道指為"圖藉司法獨立做左右中國前途的巫師"。至於如何保持"單一執政集團"的"先進、無私和團結"，防止黨政官僚的腐敗，潘維提出了兩條。其一，"靠的是不間斷的'黨的建設'"。"黨的生命線就在於，通過黨的建設維護自己先鋒隊的'精英性質'，要求黨政官員由'特殊材料製成'，操守高於普通民眾"。也就是說，精英治國、精英專政的合法性，建立在列寧"先鋒黨"和斯大林"特殊材料論"的基礎之上。其二，回歸中國傳統的"天命論"。"我不否認，執政黨今天的腐敗問題十分嚴重，到了非用重典難以遏制的程度。但共產黨的'天命'氣數大概還沒到談論'輪替交接'的地步"。潘維的上述論證，大概就是"通三統"的一個範例吧。
潘維構造"中國模式"的時候，打了毛澤東的旗幟，也使用了一些毛式話語，譬如說"有了思想界的買辦階層(他這時又成了階級論者)，才會有經濟界的買辦階層，才會有准殖民地，才會有發達國家的永遠發達"，但他所建議的政策取向卻完全違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潘維反對"勞工神聖"，反對"以工人福利為訴求的'工人黨'"，反對"社會民主派"要求"國家"提供"社會保障"，認為我國實行"較少的勞工保障乃屬必然"。他說："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和商品、資本市場是我國經濟的兩隻翅膀"。對於過去的六十年，潘維在氣魄上親近毛澤東時代，在政策上靠攏鄧小平時代，他要打造的是"毛頭鄧臀"的混合體，一種"形中實右"的"精英主義"。這與老田所鼓吹的"平民主義"，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
老田總結了"強力在中國推行扁平化管理並據以塑造扁平化社會"的毛氏"中國模式"的"三定律"：一是"階級鬥爭定律"，二是"相對剝奪定律"，三是"人民英雄定律"。
老田與潘維的人民"整體說"針鋒相對，寫道："毛澤東向來認為不存在政治思想上完全同一的'民族'這種東西，他1970年對斯諾說：'什麼叫民族啊？包括兩部分人。'"老田也反對馬克思基於經濟地位的階級理論，而贊同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的"思想上的階級"。他認為：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把社會分化的著眼點轉移到"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承認政治權力和話語權的佔有狀況，本身要帶來社會階級分化和對立，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當了大官比資本家還厲害""上了大學不想跟工人農民劃等號"。老田將階級分析簡化為"精英與平民"分析。"精英就是掌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超出社會平均水平的人，換言之，就是在社會政治權力體系中、在經濟資源佔有上、在文化資源掌握上具有優勢的人。""掌握的三種權力比較多的人是精英階層，掌握權力少的人是平民階層，在概念原初的意義上，我把精英階層和統治階級這兩個詞彙等價使用。"
與毛澤東的"皮-毛"論不同，老田直接把知識份子作為統治階級這張"皮"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在1950年代就已經形成了"雙頭同盟"(權力精英和喉舌精英的緊密結合，《五一六通知》稱之為"黨閥"和"學閥"的結合)，所以文革早期《十六條》正式提出運動的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事實上，在老田的眾多文章中，更多地把矛頭指向知識精英而不是權力精英。
老田認定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矛盾是對抗性矛盾。"我來提煉一下，毛澤東根據自己的經驗認識，認定中國社會的分化特點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這三種權力在社會階層中間的分布狀態是高度集中，如果放棄'扁平化結構'的建設，放棄對於精英階層進行權力和利益擴張的限制，按照社會分化的本來規則發展，最終是5%的人掌握中國絕大部分權力，而95%的人則基本上沒有多少權力，這個權力分布的集中度固然最終要反應在社會分層上面，同時也要反應到統治階級或者精英階層的利益最大化實現方式上——佔全部人口5%的少數人最終有能力剝奪95%的多數人，正是中國特定的分化現實——三種權力高度集中於5%的精英階層手裡——最後決定的精英階層利益最大化路徑，併進而決定了中國社會階層矛盾的對抗性性質。"
老田說："由於我們這樣的窮國在世界上沒有相應的物質、技術和經濟上的競爭優勢，精英階層手上這些的優勢對外是無效的，而是一種劣勢。……換言之，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階層不能夠贏得對外的競爭，但是卻有巨大的優勢壓迫和掠奪國內的平民階層。毛澤東給他們翹得高高的尾巴上貼上三張紙條，上面寫著：動搖性、依附性和軟弱性，看來依據就是在這裡。從中國近代史的歷史經驗看，只要中國保留精英主義道路，就必然是內部矛盾激化，階級矛盾高於民族矛盾。內部整合過程就無法完成。那麼反過來，剩下的路就是只能是把平民階層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精英階層進行相對剝奪"。"在精英階層之外毛澤東更注重平民階層的作用，認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精英們基本上一文不值，而且認為中國只能是由工農聯盟來作為政治基礎，為了避免中國落入精英們的控制，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舍此之外中國肯定沒有出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與馬克思非常不同，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代表先進生產關係對資本主義的超越，而毛澤東從中國近代史的歷史經驗出發，認定中國的精英階層與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不一致，只有工人農民與國家民族的利益一致，所以必須搞無產階級專政和依托工農聯盟。""從經濟人假設出發，精英階層不會自發地放棄狹隘利益以走向涵蓋利益，所以，需要矯正力量起作用，這樣就只有引入'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在毛澤東時代，通常使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這個詞用得太濫，常常超出詞彙的內涵和外延來應用，所以很不準確，後來又被許多精英刻意進行了歪曲，所以我避免使用它。而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則相對具體，是指代沒有權力的平民階層，在受到精英階層狹隘利益擠壓之後的正當反應。"
所謂"人民英雄定律"，意味著尋求"管理績效的最大化必須走出常規化管理的侷限"，相信"群眾化的管理優於專業化的管理"，"黨的絕對領導是反科層化的"。在這裡，老田再一次與主張"科層文官制"的潘維針鋒相對。他說："如果說扁平化管理按照毛澤東自己的用詞可以稱之為群眾路線的話，那麼科層化管理則是典型的精英路線"。"毛不僅否定精英階層能夠從中大量漁利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而且還否定統治階級據以維護最低限度優勢地位的管理正規化要求，強力在中國推行扁平化管理並據以塑造扁平化社會，這完全是自願選擇成為精英階層死敵的態度。"毛式管理模式的具體做法有以下三條。
一，"對精英階層的有罪推定：根據權力異化假設，在得不到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精英階層必定背棄多數人利益。""由於已經假定精英階層不會主動放棄狹隘利益，也由於認定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是促使精英階層走向涵蓋利益的唯一憑藉，所以在法理上就等同於要對精英階層實行'有罪推定'。"二，"監督成本大部分鎖定精英階層：由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扁平化管理受到多數精英消極對待，而且由於管理專業化和信息不對稱的實際存在，有效地監督精英階層是很困難的，結合對精英階層的有罪推定，平民階層就被授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這意味著精英階層被強迫承擔信息成本，而且要自己承擔舉證責任證明自己的清白。毛澤東高度肯定群眾運動的大方向正確，支持四大，這不僅僅體現了對被統治階級進行無罪推定，而且考慮到了對於非管理專職工作的群眾而言，讓群眾承擔舉證責任和證實成本等於是取消了監督的可能。"三，"平民階層的覺悟和力量建設：為了保證平民階層的監督權，需要打破平民階層的政治保守性，激發出他們的覺悟(此處就是要求他們不願盲目信任精英階層)，提高他們的組織程度。毛澤東強調造反有理，號召發揚革命的反潮流精神，強調敢於鬥爭，都是……在幫助提高民眾覺悟"。
老田說：由多數人去清查少數人的管理方式就可以命名為"逆向管理"，文革就是一次這樣的逆向管理。"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需要週期性的群眾運動來確保"。老田援引毛澤東的話說："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不搞運動，我不能叫毛澤東。"無論是"扁平式管理"、"逆向管理"還是"群眾路線"、"群眾運動"，都需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一個親民的"最大的精英"。"毛澤東就是一個最大的精英，而且還是官僚精英群體的首腦且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又掌握空前絕後的話語權"；"在我們國家毛澤東時代他本人是最強有力的一個群體的一個頭兒，但他剛好不為少數人的利益說話。按照王明的說法，他是長期逼迫百分之八十的幹部做檢討的，文革更是公開與當權派撕破臉皮。"這就使我們聯想起當年日本民間法西斯的類似主張：北一輝劃分兩個基本社會階層——軍閥、財閥、政閥組成的社會上層和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組成的社會底層，鼓吹"以國民為本隊，而天皇則為號令者"，推翻"財閥政權"，"天皇與全日本國民一起共同確定國家改造的根基"；安部礬雄則鼓吹所謂"一君萬民型社會主義"。
根據老田的總結，"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思想，落實下去實際上有三個核心方面：第一個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的含義就是生產資料非資本化，不能通過生產資料佔有去控制人、奴役人，僅僅在這個程度上，毛澤東認為無法滿意，認為單單有經濟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也是不鞏固的，他提出還要在政治和思想領域進行'繼續革命'。我把'政治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概括為要求實現'權力非資本化'和'知識非資本化'(或者說'話語權非資本化')。"老田全面肯定"三面紅旗"的經濟建設戰略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甚至還主張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規則"寫入《憲法》"。所以說，他捍衛的是原汁原味的毛澤東牌號的"中國模式"。
潘維和老田的"模式"同出一源——"民本"與"為人民服務"，卻一個向右，一個向左，各唱各的調。兩種不同版本的相互衝突、彼此抵消，大大地削弱了"中國模式"的理論號召力與政治凝聚力。在"專政右派"掌權的大形勢下，潘維的風頭顯然蓋過了老田，但是潘維給自己留了一個後門，使他隨時可以與老田攜手，結成理論同盟。潘維寫道："民本主義的含義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於照看全體民眾的福祉，否則'造反有理'，政府理應被推翻。""從歷史上看，一旦核心執政集團喪失理想，道德墮落，紀律鬆弛，'先進、無私、團結'這三大特徵就消失了。此時，執政集團必然懶惰無能，貪污腐敗，分裂成相互爭奪權力的私利集團。由此，中華民族必然陷入政治混戰，乃至分疆裂土，直至產生一個新的'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從潘維和老田的理論組合與搭配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兩個面相，一個是儒家"精英治國"的大傳統，一個是《水滸傳》"造反有理"的小傳統。他們雖然使用了一些現代政治學與管理學的辭藻，但基本上屬於老調重彈，根本沒有"跳出"傳統中國治亂循環、王朝更迭的"週期率"。
四、不帶引號的中國模式：從普通國家到創新國家
所謂模式，詞典的解釋是"某種事物的標準樣式或使人可以照著做的標準樣式"。要成為一種獲得廣泛承認的社會模式，首先是要有一套人無我有的獨特標準和制度，其次是要有"誘致能力"，有人願意學習效仿，照著你的樣子做。按照這種解釋，中國模式過去曾經有過，將來必定會有，惟獨現在沒有也無須有。
我把世界歷史從宏觀上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前文明、諸文明和多元一體的世界文明(或曰全球文明)階段。在諸文明階段的中期，以唐宋為代表的一整套中國制度，顯然構成一個中國模式。首先，中國實行的中央集權制度、科舉考試制度、立法合議制度(三省制)、行政與監察分權制度等，相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具有足夠的獨特性；其次，它確實是周邊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效仿的目標，日本與中國隔著大海，但仍屢屢派遣唐使團來華學習。中國模式的獨特性並不是當時的中國人刻意追求的，而是受到地理條件限制的結果。歐洲與中東、中東與南亞之間比較容易交流，而中國西南的青藏高原和西北的戈壁沙漠，則妨礙了中國人與上述三者的文化交流。
從19世紀下半葉尤其是20世紀初以來，中國制度文化的獨特性逐漸消失，進入了"西化"、"蘇化"的時代。到了晚近，"和風"、"韓流"後來居上，取代"華夏"，成為東亞模式的主要代表。儘管今年中國的GDP將會超越日本，但是在眼下，還完全看不到日本和韓國重新回歸中華秩序的可能性。
汪暉說，中國"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國主權性"。毛澤東時代"三反"——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對派，"政治主權、經濟主權，還有什麼文化主權，學術主權"不可謂不完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反城市化的"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群眾專政"，毛澤東時代的一系列制度確實具有"主體性"和"獨特性"；而且，當時世界上有一百多個國家建立了"毛派黨"(儘管最近揭露出來其中有些是美國中情局插手建立，專門來向中國要美元的)，似乎頗有一些人要效仿中國的榜樣。當時毛澤東牌號的"中國模式"，顯然比現在的"中國模式"更有市場。
但是，完全的"主權性"並不能保證你所創造的"模式"的"正當性"。許紀霖指出：文明與文化不同，文明關心的是"什麼是好的"？而文化關注的則是"什麼是我們的"？中國的歷史主義在乎的只是"我們"與"他者"的區別、如何用"中國的"價值代替"好的"價值，以為只要是"中國的"，在價值上就一定是"好的"。這種封閉的"區別敵我論"並不能構成有效的價值正當性，因為"我們的"價值無論在邏輯還是歷史當中都無法推理出必定等同於"好的"和"可欲的"價值。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所建構的"模式"都是具有"主權性"的，也曾經具有過"轟動性"，但最終還是被歷史所拋棄。毛澤東的"模式"也沒有逃脫同樣的命運。當中國人自己起來反抗"現代秦始皇"並推翻其政治繼承人之後，世界上的"毛派黨"大多數也就隨之煙消雲散了。
三十年後，"中國模式"重新浮出水面，有兩個標誌性的事件：2005年8月召開的"'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研討會與2008年12月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與中國模式"研討會。
2004年5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提出了"北京共識"(BC)，用來抗衡約翰．威廉姆森於1989年提出的"華盛頓共識"(WC)。雷默的中心論點是：中國已經有能力保持對其發展政策和路徑的控制，而且憑藉中國對其他國家作為一個榜樣所具有的吸引力及其自身實力的增長，中國的成功正在對美國形成挑戰。中國的黃平等人積極響應雷默的論點，進而在討論"北京共識"的會議上提出了"中國模式"。這不禁令人聯想起二十多年前"日本模式"的教訓。
1979年，哈佛大學教授埃茲拉．沃格爾(EzraF.Vogel)發表了名噪一時的《日本第一》。隨後，宣稱日本正在或將在經濟上控制美國、支配全球的一大批書籍文章紛紛出籠。美國《商業週刊》1989年8月號作了這樣的輿論調查："日本的經濟威脅和蘇聯的軍事威脅，哪一方對美國的未來威脅最大？"結果，有22%的人回答是蘇聯，68%的人回答是日本。一些日本人也頭腦發熱，成為所謂"日本模式"的鼓吹者和信奉者。但是為時不久，日本就陷入了泡沫經濟的陷阱，"日本模式"風光不再。小澤一郎在其1993年所著《日本改造計畫》中已經認識到："日本遠未成為普通國家"。"泡沫經濟後，'一流經濟'自己不能對付，求'三流政治'救濟的理由也在於此。而且，那個救濟政策無非是保護-管理政策的擴大。""個人以自己埋沒於集團作為代價，從集團中獲得生活與安定的保證。那就是日本型的民主主義社會。在那裡，沒有餘地考慮自己的責任。在日本，社會與個人存在這種關係，是起因於排斥一部分異己、不與外界社會交往的同質社會的歷史。""它表明日本人作為組織的一員是優秀的，但不是擁有自己的價值觀、能根據自己的判斷行動的自主個人。"而"要形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會，使國家自立，就必須謀求個人的自立。在這個意義上，對現在的日本來說，國民'觀念的改變'是最重要的課題。"對於許多人讚揚的以終生雇佣、年功工資為特徵的日本型企業經營，小澤稱之為"公司自由，個人不自由"。小澤認為，現時代賦予日本政治的重要課題是實現"五項自由"的目標："不限於在東京生活的自由、不以企業為中心的自由、擺脫過度勞動的自由、沒有年齡性別限制的自由、廢除不合理規章制度的自由。""日本必須成為個人能夠根據自己的判斷自由活動的社會"，"多樣性的社會"。為什麼"三流政治"能夠在一個時期中支撐"一流經濟"呢？因為在經濟"趕超"階段，以高級文官為核心的"官產學"三位一體，能夠擬定出以美國為榜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而到了經濟"創新"的新階段，需要"個人自立"、"個人自由"的價值觀和"多樣性的社會"，以官僚為核心的"三流政治"就無能為力了。也就是說，日本人既品嚐了"後發優勢"的甜頭，也嘗到了"後發劣勢"的苦頭。
沃格爾在解釋《日本第一》的寫作意圖時說："因為那時我看到日本正在崛起，想讓美國認識到日本的優勢，及時採取對策"。雷默提出"北京共識"後，沃格爾又撰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第一》的文章，與之相呼應。這一次，中國人不應當傻乎乎地以為，沃格爾是在為中國做義務宣傳員，像當年的日本人那樣空喜歡一場。沃格爾說得很清楚，他是以此文來警示日本人，讓他們及時採取對策。
2005年的那次會議，並沒有引起朝野的重視。民間沒有幾個人跟進這個話題，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也繼續重申"民主化"、"全球化"等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的話語。該報告還首次提出了"學習型政黨"、"學習型社會"的口號，由此很容易引申出"學習型國家"的理念。只要中國還沒有把世界先進國家"一流經濟"和"一流政治"的優點學到手，只要中國還沒有躋身發達國家之列(目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共有34個，它們是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智利、愛沙尼亞、以色列、斯洛維尼亞，其中智利、愛沙尼亞、以色列和斯洛維尼亞是2010年加入的新成員國)，中國仍將以學習為主，創新為輔。有橋不過，非要摸著石頭過河，顯然是一種愚蠢的行為。創新並不像喊口號那麼容易，只有在認真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才能掌握創新的方法。在這方面，日本、韓國只是在工藝上、技術上摸到了一些門逕，在制度上、理論上還談不到已經登堂入室。
托世界金融危機的福，2008年的那次會議就不一樣了。國內外輿論迅速跟進，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機關也青眼有加。汪暉說："1990年代結束了，2008年是一個標誌。這個後1989的過程在前幾年已有走向尾聲的跡象，事件的影響有其綿延的部分。但到2008年，這個過程可以說結束了，……作為一個命題，所謂'90年代的終結'的真正意義是對一種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尋。"2008年是不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轉折之年，這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這一年是"1990年代新左派"的轉折之年，他們開始"對一種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尋"，大概是沒有爭議的。
汪暉說："我們需要換一個方式來總結中國60年來的經驗。"潘維說："成功在於我國以六十年的奮鬥開創了'中國模式'之路，而危機來自偏離這個'法寶'。"六十年來有什麼一以貫之的"法寶"呢？經濟，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再生；社會，從總體性社會到市民社會的復甦；變化不可謂不大。"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與中國模式"研討會的與會者說："不管是人民共和國的30年還是60年，沒有變的是強政府"。如果更加直言不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沒有變的是"黨專政"。"1990年代新左派"們卻變了，他們從否定鄧小平市場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識份子"，變成了讚美鄧小平堅持專政的"故宮"保衛者(潘維批評"深入改革政治體制"的支持者："說白了就是拆故宮建白宮")。一個比新權威主義、新秩序主義(《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更加強勢的學界"新右派"正在冉冉升起。
潘維牌號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朱學勤所批判的"市場列寧主義"。所謂"中國的主權是通過政黨完成的"，所謂"政體最根本的特徵是擁有統一的執政集團"，說明這種"模式"並沒有完全走出蘇聯模式(列寧的"先鋒黨"模式)的框架，並不構成一種完全獨立的模式。政治上搞威權主義，經濟上以市場為主體，其實也是東亞模式的通例。但是對於日本、韓國、臺灣來說，那是一種過渡形態、一種過去時；而在"中國模式"提倡者的心目中，則是一種亙古不變、不能有絲毫偏離的"法寶"。
再過幾十年，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帶引號的中國模式脫穎而出。《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通過對歐亞大陸、美洲大陸、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類學比較研究，得出結論：文明的創造和進步與人類共同體的規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開放性成正比。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地理位置上的開放性已經不成問題，而思想上的開放性，中國還要比其他國家略勝一籌：相對發源於中東的一神論文明，中國古代文明更具有包容性。過去有儒道釋三教合流，今後也不難保持三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無神論者的多元並存、和睦相處。中國在吸取外來文化方面，一貫抱有實用主義的態度，積極性很高，效果也很顯著。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逐漸拉近，人類共同體的規模或者說人才數量的規模，就成為國力強弱和文化創新的關鍵。如果不用所謂"中國模式"來"折騰"自己，目前還有兩個因素可能妨礙中國模式的出現。一個是堅持過去三十年的計畫生育政策。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中國已經保不住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繼續實行"只生一個好"的人口政策若干年，中國人口很容易跌落到十億以下，甚至出現"八億中國人對四億美國人"的局面(其中包括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移民美國)。另一個是為了防止失業大學生成為威脅"政體"穩定性的壓力群體，限制乃至壓縮高等教育。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十三億左右的人口規模，其中包括四億左右大學以上學歷的高素質人才，中國模式不出現，那才是一件怪事。
但是，中國模式的崛起，需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從尚未完全抹去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印記的"非正常國家"到"一流經濟"加"一流政治"的"普通國家"；第二步是從"普通國家"中脫穎而出，成為在理論上、制度上、技術上、工藝上都具有自主創造力的"創新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