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六四大開殺戒的權鬥邏輯跟毛澤東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蕭鉑潔在《翻雲覆雨毛澤東》一書的結尾中深刻地指出： 「在這個體制裡，凡失勢者若要起死回生，必須找到一個超越組織的名義——革命、改革、反腐、群眾路線，名字不同，邏輯相同。」
「人民」只是待宰的豬又必須隨時聽話——中共歷史上群眾運動的權鬥邏輯
在中國政治的長河裡，「群眾運動」從來不是社會的覺醒，而是權力的再生。每當領袖在黨內受挫、威望動搖時，群眾就被再次召喚——像一場雷暴般突如其來，以「革命」之名橫掃異己，然後在滿地廢墟中，領袖重新站起。
這種以「民意」包裝的鬥爭，不是民主，而是權力的自救。這正是中共政治的潛規律：失勢者必以群眾為槍，黨內的危機總是殃及無辜百姓、大面積死人收場。
一、延安：群眾成為武器的誕生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揭開序幕。表面上是思想教育，實則是毛澤東對「留蘇派」的清算。他以「群眾批評領導」為名，讓青年、下級幹部對老幹部進行揭發與檢討。「上級怕群眾，下級怕落後」，於是所有人都成為鬥爭的回音。
從此，黨內再沒有獨立的思想，只剩「正確思想」；群眾不再是社會的存在，而是政治的工具。毛一旦掌握群眾，他就能凌駕組織——黨章。
二、廬山：用人民的怒火掩蓋政策的錯
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直言「大躍進」災難，毛的政策錯誤幾乎無法掩飾。但毛沒有道歉，他改變戰場。他在全國發動「反右傾運動」，宣稱「有人攻擊總路線」，要全黨全國起來反擊。工廠裡貼出標語：「誰懷疑大躍進，誰就是彭德懷的同夥。」於是批評者被消音，良知者被打倒。
毛在黨內失去的權威，從群眾中奪回。蕭鉑潔在《翻雲覆雨毛澤東》中寫道：「那一刻，毛以人民為盾牌，讓黨成為敵人。」
三、七千人大會：從被審判者到審判者
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指責大躍進，毛面色鐵青，權威幾乎崩塌。他表面退居二線，實則在暗中凝聚新的武器——群眾。同年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翻手為雲：「敵人還在，階級還在，忘了階級鬥爭就要亡黨亡國。」這句話像雷霆劈開沉寂的會場。從此，「經濟錯誤」變成「階級陰謀」，「糾偏」變成「鬥敵」。毛又重新奪回話語權，可以大開殺戒了。
四、四清到文革：群眾化的權力清洗
1963年，四清運動開始。官方說是清「貪污與腐敗」，實際是清「不忠於毛的人」。工作組下鄉，「自我揭發」「忠於毛」成為政治考試。羅瑞卿、陳雲、鄧小平等人相繼被邊緣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毛不再只動員幹部，而是直接動員青年。紅衛兵舉著《毛語錄》，攻占黨委、砸碎舊秩序。劉少奇被群眾罵為「叛徒、內奸、工賊」，妻子被批鬥至死。那不是革命，而是復仇；不是群眾覺醒，而是群眾被召喚成武器。
《翻雲覆雨毛澤東》寫道：「毛失去黨時，他擁有人民；當人民失去理智時，他重新擁有黨。」這是魔王以權害命的陰險詭詐。
中共國沒有制度 運動不斷是長規
蕭鉑潔指出：中共體制沒有合法的「權力更替」機制。黨內不能選舉出不同路線，只能透過鬥爭清算對手。而當鬥爭陷入僵局，領袖就必須向外尋求新的力量——那就是「群眾」。
「群眾運動，是中共權力更新的非常手段；它以人民的名義，掩蓋派系的內戰。」在這個邏輯中，人民被神聖化，卻永遠被動。他們從來不是參政者，而是被選擇的兵。
不明真相才好被操縱
毛死後，這種「群眾政治」似乎告一段落。但書中警告——它的影子仍在。每當政權面臨合法性危機，總會再度召喚「人民」的名義：有時叫「反腐運動」，有時叫「群眾路線教育」，名字變了，但權鬥的本質未變。
「當權力需要群眾時，它說群眾是英雄；當群眾自己說話時，它說群眾被誤導。」這種反覆的雙面結構，使中共治下中國人長期處於「運動—疲憊—再運動」的循環中。
《翻雲覆雨毛澤東》在結尾寫道：「毛澤東創造了一種權力的魔術——當他在黨內被否定時，他就召喚群眾；當群眾毀滅一切時，他便化身秩序。他輸給制度，卻勝於人性。」這句話揭示了整個中共歷史的悲劇。
從延安到文革，從鬥王明到鬥劉少奇，群眾總被冠以神聖的名義，卻在權力的棋盤上被反覆使用。真正的人民，從未掌握自己的運動；而中共的領袖，也從未離開對人民的利用。
當政治以「群眾」為武器時，群眾就不再是力量，而是被駕馭的風暴。那風暴掃過之處，留下的，不是革命的勝利，而是死屍遍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