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舞台日前發生了一場堪比九級地震的重大事件。中共國防部突然宣布免去九名解放軍上將職務，這一消息迅速震撼了國內外政治觀察界。這並非一次孤立的人事調整，而是過去一年來中南海內部激烈權力鬥爭的公開化結果。被免職的九名將領——何衛東（中央軍委副主席）、苗華（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何宏軍（空軍司令員）、王厚斌（海軍司令員）等，幾乎清一色都是習近平親手提拔的"習家軍"核心成員。這場風暴的影響遠超一般的反腐行動，它揭示了中共最高權力結構正在經歷的深刻變化，並可能重塑中國未來的政治格局。（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0月19日訊】中共政治舞台日前發生了一場堪比九級地震的重大事件。中共國防部突然宣布免去九名解放軍上將職務，這一消息迅速震撼了國內外政治觀察界。這並非一次孤立的人事調整，而是過去一年來中南海內部激烈權力鬥爭的公開化結果。被免職的九名將領——何衛東（中央軍委副主席）、苗華（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何宏軍（空軍司令員）、王厚斌（海軍司令員）等，幾乎清一色都是習近平親手提拔的"習家軍"核心成員。這場風暴的影響遠超一般的反腐行動，它揭示了中共最高權力結構正在經歷的深刻變化，並可能重塑中國未來的政治格局。
程序異常的政治密碼：黨內分裂的鐵證
此次事件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其完全顛覆了中共處理重大新聞的傳統程序。這種程序異常本身就是解讀權力鬥爭的重要密碼。
在中共的政治生態中，涉及高層軍事人事的重大變動通常遵循嚴格的發布程序。按照慣例，新華社應當率先發布權威消息，隨後《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聯播》等主要黨媒會在頭版頭條或黃金時段跟進報導。然而，本次事件的處理方式卻完全相反：
首先，消息由國防部在17時15分率先發布，而非新華社。這打破了"黨媒優先"的鐵律，呈現出"軍方先聲奪人"的異常態勢。其次，主要黨媒的反應極為遲緩和消極。人民網和新華網僅在消息發布後18-20分鐘才低調轉載，且將新聞放置在不顯眼的版塊。更為反常的是，新華網在深夜23:01分再次發布報導，卻採用模糊的"答記者問"標題，明顯是在淡化事件的衝擊力。
最具象徵意義的是《新聞聯播》的集體沉默。作為中共政治風向的晴雨表，《新聞聯播》竟然連續兩天對這一"九級地震式"的重大新聞隻字不提。《人民日報》紙本更是將消息放在第六版的角落，顯示出極大的不情願。
“槍指揮黨”
這種程序倒置反映了一個極其危險的政治現象：軍方繞過黨的宣傳系統，直接向社會發聲。在中共"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下，這種現象可以被解讀為"槍要反過來指揮黨"。分析認為，以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為代表的軍方勢力，故意打破常規程序，將"習家軍被團滅"的消息公之於眾，製造既成事實來"倒逼"黨的宣傳系統跟進。
與此同時，受習近平影響的宣傳系統則表現出明顯的"無聲抵抗"，試圖通過淡化處理來最小化事件的政治衝擊。這種軍方主動出擊與宣傳系統被動應對的對比，清晰地勾勒出黨內兩大勢力公開對峙的嚴峻局面。
罪名的政治解碼：從貪腐到政變的定性升級
表面上，九名將領被指控“涉嫌嚴重職務犯罪”，這是中共處理落馬官員的標準措辭。然而，《解放軍報》社論揭示的政治罪名才是事件的真正核心，它將此案的性質從經濟腐敗提升到了政治奪權的高度。
《解放軍報》社論中出現的三個關鍵政治指控，具有極其深刻的政治含義。“忠誠失節”在中共政治語彙中屬於最高級別的政治否定，其嚴重性遠超一般的違紀違法。這一罪名通常暗示政治立場的根本性背叛，在中共歷史上很少被公開使用。此前只有前國防部長魏鳳和被冠以此罪名，其政治殺傷力可見一斑。
“嚴重破壞黨指揮槍的原則”這一指控更是觸及了中共政治體制的根本。在中共的理論體系中，"黨指揮槍"是維護政治穩定的基石，任何試圖讓軍隊脫離黨的絕對控制的行為都被視為顛覆性犯罪。這一指控實際上暗示，這些將領試圖建立獨立於黨中央的軍事力量。
“嚴重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指控則更加直接，它意味著對最高軍事領導人權威的正面挑戰。在中共體制中，軍委主席享有軍隊的最高指揮權，破壞這一制度等同於挑戰最高權力，其性質已經接近政治奪權。
綜合這些指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將領被定性的不僅僅是經濟腐敗，而是試圖進行政治奪權的嚴重政治犯罪。這種定性將事件的性質從一般的反腐行動提升到了政治鬥爭的高度，為後續的政治清洗和權力重塑提供了"合法"依據。
權力博弈 多方勢力複雜較量
要準確理解這場政治風暴的實質，必須深入分析涉事人員的政治背景和各方勢力的複雜關係。這不僅是一場簡單的反腐行動，更是中共高層權力結構重新洗牌的關鍵節點。
“習家軍”的集體覆滅
被免職的9名將領具有明顯的共同特徵：他們都是習近平上台後親手提拔的核心軍事人才，提拔時間相對較短（大多在三年左右），提拔幅度較大（多為破格提拔），與習近平個人關係密切。何衛東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苗華作為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都是習近平軍隊改革的重要執行者和直接受益者。他們在軍隊中的地位，象徵著習近平對"槍桿子"的絕對掌控。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鍾紹軍的被免職。作為習近平的長期貼身秘書和原軍委辦公廳主任，鍾紹軍被外界視為習近平的“大內總管”和最信任的代理人。儘管他之前因與張又俠發生衝突後已被調離核心崗位，降職到國防大學擔任政委，但如今連這樣一個已經邊緣化的人物也被徹底清除。這種"斬草除根"的做法，不僅顯示了勝利者的決絕，更重要的是證明了習近平已完全失去保護親信的能力。
張又俠與元老聯盟的崛起：
在這場權力博弈中，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的角色至關重要。作為軍隊的實際控制者之一，張又俠不僅在這場風暴中毫髮無損，反而似乎成為了主導者。儘管張又俠與習近平同為"紅二代"且兩家有深厚淵源，但在權力鬥爭面前，個人關係往往讓位於政治利益。
分析認為，張又俠很可能與中共黨內元老集團結成了反習聯盟，共同應對當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這種聯盟的形成，標誌著中國權力動態的根本性轉變。過去十多年來，"習核心"一直是中共政治的核心概念，但如今這一權威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黨中央"這一概念，可能已經從習近平個人權威的代名詞，轉變為一個由元老控制、以張又俠軍事實力為後盾的集體領導機制。
“高級黑”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郭徐流毒的“發酵變異”
在對九將軍事件的官方定性中，最具政治殺傷力的策略莫過於運用"高級黑"手法，將習近平自己的政治資產轉化為攻擊他的武器。
《解放軍報》社論將何衛東等人的腐敗問題定性為郭伯雄、徐才厚"流毒的發酵變異"，這一表述具有極其深刻的政治含義。郭伯雄、徐才厚案是習近平上台後推動的重大反腐成果，也是其政治威望的重要來源。習近平曾多次強調要徹底肅清郭、徐流毒，並以此為契機推進了全面的軍隊改革。
然而，如今官方社論卻暗示，經過十多年的清洗和改革，不僅沒有根除流毒，反而讓其"發酵變異"成了習近平自己的親信。這種定性是一種典型的"高級黑"策略，它巧妙地利用了習近平自己建立的政治話語體系來攻擊他本人。
這種策略的巧妙之處在於，它將"習家軍"的腐敗責任最終歸咎於習近平本人。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領導人對下屬的腐敗負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特別是對親手提拔的幹部。因此，習家軍的集體腐敗不僅是對這些將領的指控，更是對習近平政治判斷力和用人能力的根本否定。
這等同於公開宣告：習近平的整個反腐運動和軍隊改革都是失敗的，他不僅沒有能力根除腐敗，反而成了腐敗的培養者。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政治策略，堪稱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絕殺，極大地削弱了習近平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威性。
四中全會的決定性意義
在分析這場政治風暴的未來走向時，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及其後續程序安排具有決定性意義。這些制度性安排不僅將決定九將軍事件的最終處理結果，更可能揭示中國政治權力結構的根本性變化。
按照中共黨章規定，免職中央委員級別的高級幹部必須經過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討論和表決。然而，此次卻採用了"先宣布免職，再由中全會追認"的程序，這種"先斬後奏"的做法在中共政治史上極為罕見。更為重要的是，這次行動明顯繞過了中央政治局的審議程序，而政治局正是習近平作為總書記主導的最高決策機構。
這種程序上的違規釋放出極其危險的政治信號：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傳統的權力制衡機制已經失效，某些力量可以繞過正常程序直接採取行動。這種情況通常只有在權力交接或重大政治危機時期才會出現。
更值得關注的是四中全會後的會議安排。全會閉幕後，全國人大常委會（10月24日）和全國政協常委會（10月25日）將立即召開會議。這種緊湊的時間安排強烈暗示，四中全會上將有涉及國家機構職務的重大人事變動，需要通過人大和政協的程序進行合法化處理。
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中，黨職（總書記）由黨的全會決定，而政府職務（如國家主席）則需要通過人大程序進行任免。這種會議安排可能預示著不僅是黨內職務的調整，還可能涉及政府層面的重大變動，其中可能包括習近平的國家主席等職務的變化。
多重解讀
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事件，單一的解釋框架往往難以涵蓋全部真相。基於現有信息，至少存在三種可能的敘事框架，每種都能與部分可觀察現象相吻合。
解讀一：反習聯盟的成功“倒逼”：
這種敘事認為，以張又俠為代表的軍方勢力與黨內元老集團結成聯盟，通過清洗習家軍來削弱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最終迫使其讓渡部分或全部職務。支持這一敘事的證據包括：軍方率先發聲的異常程序、宣傳系統的消極抵抗、以及對習近平親信的全面清洗。這種敘事的邏輯是，通過"團滅"習近平在軍中的核心支持者，迫使其在失去軍權後主動或被動地進行權力交接。
敘事二：習近平主導的“自我革命”：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這是習近平主導的一場深度"自我革命"，通過清洗不可靠的軍中親信來重建忠誠體系。在這種敘事中，習近平可能發現了軍中親信的不忠行為或腐敗問題，決定以壯士斷腕的決心進行清理。宣傳系統的"冷處理"可能是為了避免給外界造成"自相殘殺"的印象，而軍方的積極配合則體現了對最高統帥的絕對服從。
敘事三：協調失靈下的“雙輸”局面：
第三種可能是，這是各方勢力協調失靈導致的意外結果。軍方的危機應對與宣傳系統的風險評估出現分歧，導致程序與口徑的割裂。在這種情況下，各系統按照各自的最優策略行動，但缺乏總體協調，最終形成"踢皮球"效應。這種敘事的結果可能是各方最終回到妥協，通過程序化追認來收尾，但所有參與方的權威都會受到損耗。
可驗證的觀察指標 理性分析的基礎
為了避免陷入純粹的推測，我們需要建立一套可觀察、可驗證的指標來判斷事態的發展方向。這些指標將幫助我們在信息有限的情況下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人事任命的結構與節奏：
首先需要觀察新任命的速度和人選特徵。如果出現"補位迅速且呈現某一派系高度集中"的特徵，則可能暗示某一方已經取得決定性優勢。相反，如果任命過程緩慢或人選背景多元化，則可能表明各方仍在博弈中。
宣傳口徑的統一程度：
觀察央視、《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主要黨媒是否能在短期內（通常是一週內）完成高度統一的定調。如果宣傳系統能夠迅速統一口徑，說明政治分歧得到了控制；如果持續出現不一致，則表明內部分歧仍然嚴重。
四中全會文件的措辭分析：
四中全會公報和相關決議的措辭將提供重要線索。需要特別關注是否將此事上升至"路線偏差"或"嚴重政治紀律問題"的高度，以及是否新增針對性的政治保證條款。這些措辭的變化往往反映了事件定性的最終結果。
後續制度安排：
人大、政協常委會的具體議程設置，特別是是否涉及國家主席、副主席、中央軍委組成人員的"程序化處理"，將直接反映權力變動的範圍和深度。
在不確定性中的理性觀察
中共九上將倒台事件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政治領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無論最終被證實為針對習系的外科手術，還是習近平主導的"自我革命"，都標誌著中國軍政關係和政治敘事的重大調整。
需要強調的是，由於信息的高度不透明和事件的複雜性，任何外部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推測成分。我們應當避免過度確定性的結論，而應將焦點放在可觀察的制度程序和公開行為上。真正關鍵的不是某一派在當下的得失，而是制度程序是否能夠快速回歸正常、政治口徑是否能夠最終統一、以及權威是否能夠通過制度化方式而非臨時性動員得以維繫。
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最務實的方式是密切關注那些"可驗證的節點"：補位人事的結構與速度、四中全會文本的修辭層級、兩個常委會的議程設計、以及軍內政治教育的力度與形式。如果我們看到制度化程序有序銜接、宣傳口徑逐步收束、軍政人事穩定落地，則表明風險外溢可控；反之，如果關鍵節點連續失靈、口徑愈發分散，則不確定性將進一步傳導至經濟和對外關係領域。
無論哪種劇本最終成為現實，這場"政治大地震"都已經將中共權力運作的內在機制暴露在聚光燈下。它不僅揭示了高度集中權力體制內在的張力和脆弱性，也展現了在面臨重大挑戰時，不同政治勢力如何通過制度內和制度外的方式來維護各自的利益。這種權力博弈的公開化程度在中共政治史上是罕見的，其長期影響可能遠超我們目前的想像。
未來幾週的發展將為我們提供第一批清晰的答案。無論結果如何，這一事件都將成為理解當代中國政治運作邏輯的重要案例，為研究威權體制內部權力平衡與制約機制提供寶貴的觀察樣本。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保持理性分析和客觀觀察，比急於得出確定性結論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