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左）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式上。(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2002年至2012年，胡錦濤與溫家寶領導的「胡溫體制」標誌著中共政治的一個特殊時期。這十年間，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社會面貌翻新，然而政治改革卻始終停滯。胡溫政府雖然提出諸多漂亮的口號，企圖在經濟繁榮中導入公平正義與政治透明，但必然是以失敗收場，原因並非缺乏意願，而是遭遇了強大的黨內保守勢力與利益集團的阻擊，使這十年成為「有改革願望、無改革力量」的矛盾年代。
被江澤民體系牽制的權力格局
胡錦濤名義上在2002年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出任國家主席，但真正的權力卻長期被江澤民所掌控。江在卸任後仍留任中央軍委主席至2004年，並透過其核心盟友曾慶紅、賈慶林、李長春等人掌控黨務、宣傳與人事系統。這個被稱為「上海幫」的政治集團，是胡溫改革的最大阻力。
曾慶紅長期主掌中組部，控制高層幹部任命與省部級布局，使胡錦濤難以在黨內建立忠誠派系。任何涉及官員問責、反腐與透明化的舉措，都可能觸動江系網絡的利益。結果，胡錦濤被架空於名義上的「集體領導」之中，實際上權力有限，政策推動力受制於黨內平衡。這種格局使胡的「以德治國」、「民主法治」理念成為政治口號，而非行動方案。
政法系統與宣傳系統的反撲
胡溫政府初期試圖推動司法透明與新聞開放，例如2003年孫志剛事件後的制度反思，曾一度讓輿論監督露出曙光。然而這股改革氣氛很快被政法委與宣傳系統壓制。羅幹、周永康先後掌控中央政法委，擴充公安、國安與維穩力量，將「社會穩定」視為高於一切的指令。此時「維穩經費」逐年飆升，甚至在2011年超越軍費。
同時，主管宣傳的李長春強化對媒體與網路的控制。胡溫時期雖是中國互聯網的興起年代，但《南方週末》、《財經》等媒體的改革聲音屢遭封殺。政治改革的討論被視為「敏感」，任何倡議民主或憲政的學者皆遭噤聲。政法與宣傳系統成為制度守門人，扼殺了胡溫所期望的「政治開放」。
地方權貴與國企壟斷的反對
胡錦濤強調「社會公平」與「共同富裕」，溫家寶則公開呼籲「打破壟斷，推進市場化」。然而，地方政府與央企利益集團對此極為抗拒。地方官員依賴土地出讓與基建投資維持政績與財政收入，不願放棄以債養政的模式；國有壟斷企業則享有巨額特權與資源，既反對民營化，也抵制監管透明。
胡溫曾試圖推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與「國企改革藍圖」，但在國資委與部門保守派的壓力下屢遭擱置。經濟改革的重心逐漸轉向「維持增長」而非「結構調整」。2008年四兆元刺激政策雖短期挽救了危機，卻造成地方債務與權貴資本擴張，削弱了社會公平，反而加劇了制度固化。
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以淡化毛澤東式的鬥爭論調，試圖引導中國走向制度理性。然而黨內左派學者與老幹部卻批評此舉「右傾」、「親資本」，主張回歸「社會主義本色」。同時，軍方保守勢力仍然效忠江澤民體系，反對任何可能削弱黨對軍隊絕對控制的改革。胡錦濤直到2004年才完全掌握軍權，其施政長期受制於軍方忠誠問題。
在這樣的雙重壓力下，胡溫體制的政治議程趨於保守，維穩成為最高政治原則。政治改革在實際操作中被轉化為「制度完善」的技術工程，避談權力制衡與公民參政。中國因此進入「穩定壓倒一切」的時代，改革精神逐漸消散。
被制度吞沒的理想主義
胡錦濤與溫家寶曾展現溫和的改革理想：胡提倡「以人為本」，溫呼籲「政治改革不能再拖」。他們代表了中國體制內最後一代改革派的嘗試——企圖在不挑戰黨的領導前提下，推動法治、公平與開放。但這一嘗試最終被黨內既得利益與保守體制吞沒。
胡溫時代既非專制極端，也非民主啟蒙，而是「制度惰性」與「改革恐懼」的結合體。當權力被網絡化、維穩成為常態，任何改革力量都難以突破共產體制自我防衛鐵牆。這十年讓人不忍唏噓的是檯面上改革的語言依然存在，但實際運作中改革的力量卻早已枯竭。
胡溫體制的十年，是中國現代政治的一面鏡子——它顯示出即使體制內高層仍抱有改革的意願，但中共暗黑勢力權力結構的惰性更強。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與保守系統聯手極力去維護現狀——權貴利益共同體，阻止了政法制度透明，中共更不可能如中華民國一樣去實現國父孫中山創立的三權分立。
當改革最終淪為口號，集體領導讓位於紅三代權貴子弟們的集權復辟，中國的政治發展也從此轉折。胡溫時代的失敗，只能說是中共體制鎖死中國百姓的最佳證明。無怪乎覺醒的中國人都知道，不管口號喊得再響亮，中共一天不倒台，中國人就等不到天亮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