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養的豬（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兩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財經媒體，全職做農業報導。我以為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聞報導和具體的生活重新建立聯繫。和那些書寫風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寫飼料行情、生豬出欄、糧價波動，採訪種地的人、做養殖的人、推廣農業技術的人……總而言之，就是報導食物供應系統，試圖梳理它的生產鏈條、流通結構和價格邏輯。
然而很快，我就發現，我們的選題多源於上市公司公告和財報。績效要求我每個月要出十幾篇稿子，導致我絕大多數稿子都是電話或者微信採訪，當天就必須把稿子寫完。只是偶爾才會出差去實地採訪。
因此，毫不意外，哪怕我每天都在寫「吃」的問題，我依然看不見食物——大公司的財報只會描述宏觀的狀況。這種描述相當籠統，只靠著財報裡的三張表（註：即財務體系的三大報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無法解釋得清食物是怎麼被生產、被處理、被消費，又是怎麼在中途被丟棄的。我常常困惑，我真的是在做記者嗎？
一、看不見的豬膿包肉
我第一次深刻意識到自己「看不見」食物，是在研究一家著名養豬企業的豬到底賣到了哪裡。這家企業號稱每年能給1億人提供豬肉。但真到了生活中，我沒看到任何豬肉在以這家公司的名義售賣。我把問題拋給一位分析師。他說，這家公司只需要把豬賣給屠宰場就夠了，他們不需要面對消費者做品牌。
我還是想找到他們的豬肉到底去了哪裡，我繼續查資料，居然意外撞見了一條線索。
在一個短視頻平台上，有人吐槽：「他家的豬前腿膿包修不完。」——說的正是那家企業。評論後面有人回他，「打針太多了。」還有人說，「收膿包肉回去餵狗。」
他們的身份不難猜，基本都是屠宰場的人。在生豬屠宰的工序中，有一步叫白條修整。生豬身上那些不適宜食用的部分就在這一步被切除，成為廢肉。有的超市和豬肉販還會對豬肉進一步精修再售賣。
「打針」，指的是打疫苗。如果疫苗還沒有完全吸收，那頭豬就被宰殺了，它的身上就會有膿包。這必然是養殖企業過於追求養殖效率的結果，增效本就是現在養殖行業在週期下行時保住自身利潤的辦法。
我找了張圖片，看了看所謂的膿包，長得就像是豬肉上面又生出的疙瘩。長著膿包的肉是不能吃的，正常情況下也不會出售給消費者的，可剩下的豬肉也不清楚是否還有健康隱患。但當天手頭的稿子不需要補充上述信息——那是一條很常規且普通的稿子，涉及的信息只有那家企業最近幾年的業務發展、生豬週期走勢和它的業績波動等等。哪怕在眾多對該公司的報導裡面，它都極其普通。
一時間我沒有精力去追蹤。於是，我選擇了暫時放下，先交掉這篇稿子。
在那兩年裡，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寫這樣的宏觀農業稿件。寫大公司，確實也是一種很好的職業訓練，每天追蹤業務變動和市場挑戰，很快就能摸清行業走向，商業又是弄清楚社會運轉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然而寫多了大公司稿件，我對農業卻是門外漢，最終很多報導都突破不了宏觀數據分析和供求關係討論的框架。
所以發現「膿包」的那一刻，我其實是興奮的。這個線索沒有人寫過，哪怕從功利的角度講，如果能把問題弄清楚，也許還能換來那家公司公關對我另眼相看——過去，我跟這家公司一直溝通艱難，他們就像是躺在我通訊錄裡的「活死人」，無論怎麼打電話、發微信，他們都不理。後來有同事寫了一篇「觸動」到了他們的稿子後，我們才跟那家企業勉強建立了溝通關係。
但最後，我還是沒把自己的線索追下去，大概率是因為畏難。無論如何，手頭的資源都無法支持我找到屠宰鏈條上的人去採訪，或者真的進入一家屠宰場尋找答案。而下一篇稿子的截稿時間馬上又要到了。
二、當記者自己遇到了下行週期
做了農業記者之後，第一個選題就是寫牛羊肉價格下跌。採訪一位內蒙古養殖戶後，我們變成了朋友。之後牛肉價格下跌了很久，我第二次再去找他的時候已經沒什麼好問的了。反倒是他問我，各地最近有什麼好消息嗎？我說，沒有。是真的沒有，過去的兩年半，我大部分選題多多少少都會涉及行業下行、價格下跌。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羽毛球漲價，很多羽毛球愛好者因此哀嚎，打不起球了。可是，羽毛球漲價是因為羽毛的成本上漲，羽毛成本上漲卻是因為販子們收不到毛了——養鴨虧損，很多養殖戶已經退場。這個線索讓我偶爾還能在數據和研報之間，找到一點點食物和人的聯繫。
另一個例子是，肉鴨這條產業鏈裡，鴨肉就不如副產品值錢。因為不值錢、又需要銷路，就會有人用它冒充牛羊肉售賣。一份報告裡還說，很多鴨肉最終流向了建築工地的團餐。在這個肉蛋奶不稀缺的年代，我第一次意識到，肉蛋奶消費，也能劃分人群。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不是做了農業記者，我可能也不會留意菜市場裡的價格漲跌，更不會在網上買菜、點外賣的時候去想，這些食材從哪來，賣給了誰。然而，去追問人們為什麼不再買奶了，為什麼有人吃不值錢的鴨肉，未嘗不是何不食肉糜。
我們有一套常用的報導框架，其中一項是觀察價格波動。價格是個很直接的抓手，既和宏觀市場有關，又能映照每一個人的日常消費。價格波動，往往是因為供需失衡。不湊巧的是，我進入農業領域的時機剛好是價格下滑的週期，特點是供給過剩和消費下滑。過剩來源於在上行週期裡的樂觀預期，人們好像以為市場會無限大，幾乎所有人都在加大投入，憧憬未來的高收益。但是冰冷的現實是，上行週期會結束，人們會消費降級。
寫農業的這幾年，我能看到行業的下行，現實常常讓我心情低落。更糟糕的是，學會了這套商業分析邏輯，我總忍不住要想想自己的行業和公司。做記者還是什麼好職業嗎？大家幾乎都會想這個問題，也會嘗試著去找出路。如果自己的條線形勢一片向好，日子可能還好過一點，像是科技媒體的老師們大概率日子還好過。媒體要自保，勢必要多找投放和合作，也必須要更關注那些欣欣向榮的行業和企業。甚至，這些年很多主流媒體公號上的重磅長篇農業文章，常常來自幾家網際網路公司的軟文：某家電商如何參與鄉村振興；某短視頻平臺如何推動農產品直播帶貨；某大廠如何用新技術讓農業看起來更像一個高科技產業。
但真正種地養豬的農業顯然不在此列。每年財報季，那些農業公司的營收，甚至還趕不上科技、工業公司的利潤。農業公司多數又不直接面向消費者，沒什麼打造品牌的需求，不需跟媒體合作。加上我那些拾人牙慧的稿子確實沒什麼人看，流量總是墊底，我最終沒保住自己的工作。
2023年11 月15日，農民在貴州省的一塊田地裡收割蔬菜（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三、標準化能解決一切問題嗎？
其實，在農業報導裡面，也有很多讓人振奮的敘事。有藍莓企業跟我介紹過，如何將藍莓做得標準化。標準化，簡單來說就是用感測器不斷監測數據，再用上設備輔助調節，最後保證果樹能得到統一一致的光熱水肥條件。
這克服了傳統農業的看天吃飯和產品非標品的難題，降低了他們的運營難度。而對消費者來說，標準化意味著買水果不再彷彿開盲盒，不會這次覺得口感好，下次味道就不一樣了。
我在雲南昭通、北京平谷也看過類似理念的果園，果樹與果樹之間不光行距、株距統一，就連果樹的形狀都修剪得一樣，像部隊的方陣，讓每一顆果子都能獲得同樣的光照。果實也有標準的分級，有特定的機器對水果做分揀，能確保大小、形狀甚至甜度的統一。
甚至我還體驗過上百萬的智能拖拉機。當我們還在爭議城市裡智駕是否安全的時候，這一技術已經找到了一個很好落地的場景——大規模農田。如果克拉克森不是買輛蘭博基尼拖拉機，而是買輛帶有智能駕駛輔助的拖拉機，也就不會一開始把地耕得歪七扭八了。
養殖行業也一樣，今天的養殖企業甚至可以通過感測器精確地知道每頭豬吃了多少飼料，再計算出這些飼料能讓他們長多少肉，這種精細化運營可以有效地降低餵養成本。
剛進入農業報導那會兒，我也曾對這些故事充滿興奮，以為憑藉技術手段，農業可以克服看天吃飯，克服一切不確定性，最終消滅飢餓、讓所有人吃得更好。
事實上，中國的城市消費者已經享受到了這種便利：生活在北京，一年四季都有穩定的新鮮水果蔬菜，買菜可以選擇送菜上門，不想做飯可以選擇外賣，或者就近找一家餐廳解決……
生存需求看似被輕而易舉地滿足了，但真正的「吃飯」變得越來越輕飄飄，既看不見食物，也看不見食物的生產過程，浪費也不再是一件需要羞恥的事。「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成了一種極容易被突破的道德約束，需要被政府發起的「光碟行動」來教育。
作為消費者，或許可以靠更透明的信息緩解焦慮。但作為記者，作為信息傳遞的一環，我卻更無力。企業會講規模化、講產地直採、講訂單農業、講二維碼溯源……大部分時候，我只能相信他們的商業判斷和解決方案，做了他們市場教育的工具。
但我又無法全心全意擁抱那個商業世界。哪怕從邏輯上講，規模化生產也不真的意味著安全，只意味著有問題的食物會更大規模地出現。再加上龐大的農產品流通體系，波及的範圍就會更廣。
農產品流通體系設計的初衷，是為了連接零散小農戶與龐大的消費市場。於是，從一塊土地上的農作物出發，要經過產地經紀人、集貿市場、產地批發商，再穿越銷地的一級批發市場、二級批發市場，最終抵達商超、農貿市場或餐飲企業，才走到消費者的餐桌上。每個環節之間，都有著無法填補的信息差。如果今天消費者要受到食品安全的困擾，可能這裡面的每個環節都盡了自己一份力。況且，這套體系又太長，層層加價讓農戶和消費者都難以獲益。
我還有種不安。過去，那個養牛的朋友告訴我，在他的老家，包頭市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很多人把回家養牛作為避風港。今天，「返鄉種地」也是媒體們喜歡做的選題。可他們返鄉後，假如以這種方式經營農業，成本將會巨高無比，又要經歷農產品價格的週期性波動，返鄉務農真的是出路嗎？如果小農戶都退出了農業，在城市裡真的會有更好的生活嗎？
四、我的實驗田
寫農業稿的時候，我遇到了許許多多何不食肉糜和外行的時刻。於是我換了一種方式學習：去年，我在住處附近的一個共享農場租了10平方米的土地。解決了種什麼、怎麼種的問題，終於把種子撒到土地裡，我又焦慮了起來，開始擔心收不回租地的成本。
成本當然是收不回來的，只不過能身體力行地對自己的報導領域又加深了一點點認識。
在農作物長勢最好的7月底，我出了趟差，加起來9天。臨出發前，我還拜託朋友去幫忙澆水。後來一看天氣預報，北京那段時期要連著下雨，索性就跟朋友說，不要去了。
回來後，又遇上北京連日降雨，地裡變得格外泥濘，沒法下腳，所以前後大概半個月沒法去查看那一小塊地的情況。我以為，老天爺會幫我照料好那些蔬菜的。
結果面對的卻是一片狼籍：所有的葉菜都死了，辣椒泡爛了，番茄倖存了幾棵，只能說是勉強活著。只有沒有經過人類長期馴化和培育的薄荷和紫蘇，在暴雨過後依然生機勃勃。
之後的八月，高溫多雨，即便補種也沒有一棵蔬菜存活。不只是我，因為天氣原因，蔬菜種植戶們跟我一樣損失慘重，去年夏天，蔬菜價格飛漲，在氣候變化面前，小白和老手幾乎是同樣脆弱。
我不僅遭遇了天氣的挑戰，身體也因為種地飽受摧殘。
種地最初，我決定不除草，因為聽說保留雜草可以給土壤提供更多覆蓋，保留根系還可以減少對土壤裡微生物生長環境的破壞。
但幾乎每個路過的人都會問一句，你怎麼不除草？有一天，一位鄰居大爺同樣停下來問我，我便興致勃勃地分享學到的知識。
結果他反問，是不是抖音上看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清楚，我被抖音騙了。於是我繼續辯解，卻惹惱了他。我沒能修復鄰里關係，之後再在農場碰面，他再也沒有理過我。
後來我沒能抗住壓力，跟雜草鬥爭了很久。因為蹲在地裡除草，膝蓋落下了病痛，直到今年夏天，才徹底痊癒。
種地其實除了心理療愈外，對做農業記者沒什麼幫助，最終還是要回到業務層面上去思考自己的答案。
農業領域裡也有一些新選題：返鄉的新農人，消費企業介入種植上游，甚至火鍋、茶飲裡又出現了新的農產品……這種選題有很多。然而，這些選題真的載得動農業嗎？
在寫陽光玫瑰的時候，我遇到過一位阿姨，費勁讓她相信我是記者之後，她立刻情緒激動了，大罵媒體無良。她說，家裡做建築生意被騙了很多錢，想著做陽光玫瑰保住生計，卻又遇到了爛市，採訪就是在往她的傷口上撒鹽。
那天，我惹了爛攤子，努力給她發微信和簡訊補救，又費了一些口舌才把她安撫好。她還把自己丈夫的號碼發給了我，讓我去找他聊一聊。
我沒有再去聯繫他們，把我們的對話全刪除了。那時候，我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種植戶素材，選題也很簡單，就是要寫一寫陽光玫瑰這個品種是如何失敗的，已經沒必要再去打擾他們。況且一個輕飄飄的選題，也承載不了這樣的家庭傷痛。
過去的兩年半，有許許多多這樣的時刻迫使我反思，究竟想做什麼樣的農業報導，要怎麼去做？
偶爾我會想起自己的前領導。他說，我們的優勢是每天跟行業裡的人泡在一起，所以能更及時瞭解行業裡的變化。我被這句話戳中了，把它奉為了金科玉律。
來做了農業後，寫了兩年半稿子，農業呈現給我的面貌越來越複雜。它不光是商業模式，也事關生計，不光有智慧農業，也有它傳統的那一面，我也越來越不甘心待在商業的框架裡去報導農業。
究竟怎麼做，我還沒有答案。只是我不能再用門外漢的方式來寫農業了，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前領導的那句話，每天跟行業裡的人泡在一起。我得離得再近一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