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1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離開白宮時在華盛頓特區回答記者提問。（图片來源Win McNamee/Getty Images）
川普不滅俄羅斯，被人指責是因為懼怕普京，而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美國歷史上的最大敗筆，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選錯「朋友」，塑造「敵人」，再試圖用戰爭解決自己創造的問題。川普的「不戰而勝」戰略與務實外交，其實是對美國半世紀錯誤外交政策的一次大清算。
或許川普是站在一個更大的格局，來看當前的世界形勢。爲什麽這麽説呢？我們來回顧一下就明白了。
從蘇聯到中共 美國的「扶敵史」
二戰期間，美國面對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與歐洲淪陷的危機，被迫拋開對共產主義的本能警惕，選擇與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的蘇聯結盟，組成「反法西斯同盟」。為了打敗納粹這一共同敵人，美國不惜對史達林政權進行大規模軍援——著名的「租借法案」援助中，蘇聯獲得的軍需物資位居前列，涵蓋坦克、飛機、卡車、鐵路物資與食品，幾乎構成了紅軍後勤的一半。
這場被視為「正義之戰」的合作，雖在1945年迎來德國投降的勝利結局，卻未帶來持久和平。納粹的殘暴被擊潰，卻迅速讓位於另一個極權巨獸的崛起。蘇聯在戰後趁勢吞併東歐，建立共產鐵幕，並在亞洲扶植中共政權，以極權對抗自由世界。華府在短暫的勝利喜悅後驚覺，自己剛剛扶植起的戰爭盟友，已轉身成為更強大的長期敵人。
從冷戰初期的柏林封鎖、朝鮮戰爭，到古巴飛彈危機與越戰，美國被迫將整個軍工體系與全球戰略布局，全面轉向對抗蘇聯。五角大樓擴權、CIA全球行動、太空軍備競賽……這一切幾乎都是從與蘇聯結盟的那一刻種下的因，而後開出了一朵五十年冷戰的冰霜之花。
諷刺的是，這場長達半世紀的對抗與重金投入，最初的根源正是來自美國自己「在戰略急迫中選擇的盟友」。蘇聯不是外來的突變，而是當年華府為了短期勝利主動引入戰局的「戰略夥伴」。換言之，美國創造了自己的敵人，然後為此付出了幾代人無法計數的代價。
1970年代，為了牽制蘇聯，美國再次啟用「拉敵制敵」策略，與中共破冰建交。尼克森訪華，被視為冷戰外交的經典。但歷史證明，這一招短期成功、長期災難。今日的中共已非當年的窮鄉僻壤，而是滲透全球、企圖建立新霸權的紅色巨獸，美國本身更成了被中共滲透最深的目標國。
川普的清醒與判斷 不再複製「敵人養成計畫」
當他說出「普京很聰明」「我可以和俄羅斯合作」時，外界誤以為他在向專制強權示好。但實際上，在他任內，美國對俄羅斯實施了多項制裁、驅逐間諜、關閉領館；只是這些行動並未被他用來渲染對抗情緒、激化冷戰氛圍。
當川普被問及：「誰是美國當今最危險的敵人？」他不假思索地將歐盟列為首位，這個回答震驚了無數人。畢竟，歐洲向來被視為美國最堅實的盟友，是冷戰時期共同對抗共產主義的同袍，也是二戰後「自由世界」秩序的共同奠基者。然而在川普眼中，這層「親密關係」只是表象，掩蓋不了歐洲實質上長年對美國的算計與背叛。
2025年前的幾年裡，川普在多個國際場合大膽放砲，不斷揭露歐洲對美國的雙面行徑。尤其在北約峰會上，他毫不留情地痛斥歐洲諸國在軍費支出上的「搭便車」行為——根據北約約定，各國應將GDP的2％用於國防，但多數成員國多年未履約。川普怒斥這種現象是「佔美國的便宜」，並點名德國因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而淪為「地緣政治的俘虜」，批評英國首相梅伊對脫歐進程「軟弱無力」，甚至不願接受他的建議。
而當他接受CBS《面對國家》（Face the Nation）專訪，再次被問及「美國最大敵人是誰」時，他直言不諱地說出：「我認為歐盟是敵人。」並補上一句極具挑釁性的評論：「看看他們在貿易上對我們做了什麼。他們享受我們的保護，但從不支付公平的代價。」
川普這番話不是偶發情緒，而是一種有其邏輯的戰略預判。他認為，歐洲看似是盟友，實則隱藏著取而代之的野心。一旦美國在地緣政治上失去主導權或出現空窗，歐洲將迅速轉身，扮演起「道德警察」的角色，指責美國是「世界霸權的根源」，甚至可能聯合第三世界國家構築一套新型國際秩序來「遏制美國」。
川普更警告：如果美國在當下就對俄羅斯下重手、徹底毀滅這個戰略對手，短期看似勝利，長遠卻可能釀成更大的風險——歐洲將成為下一個社會主義接班人。在歷史的鏡子裡，這絕非杞人憂天。從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到德國社會主義黨勢力的崛起，從瑞典對中共的柔性包容，到西班牙、比利時對美國科技公司的打壓，這些都說明：歐洲在價值觀上，早已開始向左傾斜、甚至向中共靠攏。
川普一語道破本質：「歐洲表面溫順，你一轉身，他們就開始罵你。」這不是外交不禮貌，而是一位洞察歷史與國際權力博弈本質的領導者所做出的冷酷警告。歐盟不是當下最危險的軍事對手，但極可能是下一個意識形態的背叛者與文明秩序的潛在顛覆者。
拉中制蘇 下一個怪物是中共 「紅色惡魔」
1970年代，美國為了對抗蘇聯，在冷戰格局中祭出「聯中制蘇」戰略。當時，蘇聯軍力強盛、全球擴張野心日益膨脹，美國處於越戰泥淖，急需重新布局全球力量。於是，在基辛格的主導下，時任總統尼克森決定破冰北京，將中國這個當時經濟落後、體制封閉的共產國家拉入國際體系，試圖用中國牽制蘇聯的擴張。
初看之下，這是一次「高明的地緣政治操作」：利用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裂痕與邊境衝突，讓中共在國際舞台上擔任「戰略平衡者」。然而，歷史的教訓證明，美國再次重蹈覆轍——像二戰時扶植蘇聯一樣，美國把中共從孤島推上了世界舞臺，結果卻是「養虎為患」，並釀成了後來更難以收拾的後果。
與當年蘇聯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共政權不僅沒有瓦解，反而藉助資本主義的資源與技術壯大自身，打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混合型極權體制」：既保有一黨專政的意識形態控制力，又能在全球市場上吸金掠利，挾資本與科技之力反制西方。
從「世界工廠」到「數位極權」的轉型，中共政權在短短几十年間完成了從農村革命政權到全球科技霸主的蛻變。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1970年代那個靠外援續命的貧弱國度，它是：全球製造鏈的中樞；人工智慧、量子科技的主力玩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與上百國家簽訂「一帶一路」協議；更重要的，是它悄然滲透並改寫了美國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秩序。
中共的策略遠比蘇聯高明。它不是公開對抗，而是以「和平臺灣」「雙贏合作」「氣候夥伴」等口號包裝野心，以金錢滲透學術、媒體與產業鏈，用孔子學院洗白紅色文化，用政治捐款影響地方選舉，用技術合作交換核心機密。
從華爾街的親中金融資本，到好萊塢為中國市場自我審查的電影劇本；從矽谷巨頭在中共壓力下配合審查，到常春籐學府接受鉅額中資後對中共人權問題保持沉默——這些現象早已說明，美國正被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紅色巨獸」反噬，滲透得體無完膚。
川普看得極為清楚。他從一開始就拒絕將中共視為「戰略夥伴」，而是一個有著清晰全球擴張目標、並企圖摧毀自由秩序的紅色帝國主義體制。他敢於公開與中共對抗，貿易戰、科技封鎖、外交圍堵、對中資設限……這些措施都是要打破當年那個「聯中制蘇」錯誤的延續，阻止美國再次養大下一個摧毀世界秩序的怪物。
美國的教訓很深：曾經聯合蘇聯對抗希特勒，卻換來半世紀冷戰；又扶植中共對抗蘇聯，結果得到一個擁有全球話語權的極權敵手。如果今日再不覺醒、再繼續幻想北京能和平崛起，那麼自由世界將在不久的未來，面臨最嚴峻的存亡危機。
川普說得直接：「中共不是競爭對手，是我們自己養大的紅色怪物。」這句話，歷史終將證明其沉痛與真實。
真正的敵人 中共才是文明對抗的主戰場 它想毀滅全人類
川普任內，真正的敵人不是俄羅斯，而是中國共產黨。他是第一位將中共明確定義為「主要對手」的美國總統，開啟了一連串重大行動：
貿易戰開打，徵收關稅、強迫技術轉讓調查；科技封鎖，華為、中興被全面圍堵；病毒溯源責問，直指中共隱瞞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撕毀北京對港承諾的外交遮羞布；簽署《維吾爾人權法》，直指中共種族滅絕行為；重整美軍印太戰略，明確部署對中防禦前沿。
在川普戰略藍圖中，俄羅斯是「已衰之敵」，但中共是「成長中之敵」，後者更難纏、更具欺騙性、也更容易動搖美國內部的根基。與其耗費資源去殲滅一個冷戰遺老，還不如集中火力對抗真正正在進行中的紅色滲透。
美國真正的災難 自我幻想與過度道德化
川普也戳破了一個美國政治長期迴避的事實：美國最大敵人不是外國，而是自己製造的敵人與道德幻想。
每一次「對抗專制」的軍事或外交行動，背後往往摻雜過度理想主義，卻忽視了實際後果。結果是：敵人沒被消滅，反而更強；本土財政空虛，軍事疲勞；媒體與學界自我反噬，自毀體系。
川普打破這套「美式普世主義」，主張「美國優先」「停止自我犧牲」，雖然招致主流攻擊，卻實為重新找回戰略主權的必要路線。
川普不是普京的朋友，而是美國利益的清醒保護者
川普不滅俄羅斯，不是軟弱，也不是投靠，而是歷史與戰略的清醒反思。他看透了美國數十年來一再陷入「自己扶敵、自己再打敵」的怪圈。今日中共的崛起，正是這種戰略短視的苦果。
真正的敵人從來不是「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而是那些試圖瓦解我們制度與精神根基的敵對文明。
而川普之所以在全球反共輿論中仍有一定人氣與支持，正是因為他敢說真話，敢指出真正的敵人，也敢承認——美國最大的錯誤，就是自己創造了敵人。
重蹈歷史覆轍 從蘇聯到中共 再到歐洲的幻想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政界，尤其是主導外交與文化敘事的左派菁英，在面對極權主義時，始終未能吸取歷史教訓。他們一再犯下相同錯誤：高估極權的理性與妥協可能，低估其本質上的擴張性與顛覆性。
二戰時期，美國選擇與史達林的蘇聯結盟，是為了擊敗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這或許出於戰略現實的必要，但戰後的雅爾塔協議與東歐紅化卻暴露出西方對蘇聯本質的誤判。羅斯福政府相信與蘇聯的經濟接觸、戰後合作，能夠讓莫斯科逐漸「正常化」，結果卻是蘇聯鐵幕降臨，冷戰全面爆發。
到了1970年代，這一錯誤再度重演。基辛格與尼克森奉行「聯中制蘇」，將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政權引入聯合國體系，並逐步解禁貿易與科技合作。左派學者與媒體紛紛歡呼「中國改革開放」與「經濟自由將帶來政治自由」，結果中共既未民主化，反而藉助西方資本與技術迅速壯大，最終成為今日世界上最強大的數位極權國家之一。
到了冷戰結束後，西方左派再次將幻想寄託於歐洲一體化與自由主義價值的「全球擴散」。他們堅信歐盟代表著一種比美國更先進、更「理性」的國際秩序，對其社會主義傾向、難民政策、能源依賴與文化馬克思主義趨勢視若無睹。這種不設防的信任與一廂情願，導致美國在經貿、外交與文化戰場上處處被動，反而助長了一個自詡為「價值高地」的歐洲，轉向對美國的批評與制衡。
這些決策錯誤背後，其實都根源於一種相似的邏輯謬誤：「善意可以感化極權，貿易可以帶來民主」。這種充滿啟蒙時代幻想的觀點，忽視了極權政體的真正運作邏輯：它們並非「尚未成熟的民主國家」，而是有計畫、有意識地利用自由世界的開放性來削弱、滲透乃至顛覆它。
美國左派對這些極權政體的容忍，甚至是縱容，從來不是出於戰略計算，而是一種深層文化自戀與道德優越感的體現。他們認為，只要自己足夠開明、包容與和平，世界就會自然跟進，這種想法既缺乏歷史感，也缺乏現實感。
川普所提出的「美國優先」政策，常被主流媒體描繪為保守反動、孤立主義的象徵，但實際上，這一戰略是對歷史錯誤的清醒反省。他所強調的不是拒絕合作，而是明確劃清價值邊界——不是所有國家都能信任，不是所有貿易都值得進行，不是所有交流都能促進和平。
他所警告的，不只是中共的野心，也不只是歐盟的虛偽，而是美國自身在過去數十年中，一再出現的戰略幻覺、制度天真與文化失憶。真正的危機，不來自外部敵人有多兇狠，而在於美國自己是否還能看清世界真實的樣貌，並有勇氣為之調整政策與價值觀。
最大的敵人 從來不是別人 而是自己的傲慢與失憶
美國的衰退與危機，從來不只是來自外部敵人的強大，而更來自自身的歷史失憶與戰略傲慢。在每一個極權主義的壯大背後，都有美國精英階層的一份助力——不是無能爲力，而是自以為是。
歷史一再證明，美國所面對的最危險對手，往往不是那些橫眉冷對的敵國，而是那些曾被它視為「可以改造的夥伴」「可以馴化的競爭者」。從二戰後扶植蘇聯抗德，到冷戰時聯中制蘇，再到後冷戰時代全力推動中共進入WTO、美歐共同推動「全球化」與「普世價值」，每一步都看似基於善意與理性，實則為虎作倀。
這並非單純的戰略錯誤，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幻覺：相信歷史終將走向自由民主，相信對手最終會被制度感化。但現實卻一次次用鮮血與代價告訴我們——極權從不會被感化，它只會利用善意、侵蝕制度，直到奪權為止。
今日的中共，正是這種幻想的最大產物。它並不是一個自下而上因為開放而變得自由的社會，而是一個藉助全球化與自由秩序實現集權升級的紅色帝國。它滲透的是資本市場，操控的是高科技，輸出的是極權價值觀；而這一切，無不源自美國當年的縱容與幻想。
再看歐盟，也逐漸顯現出一種「文明偽善」的傾向：一邊高舉人權與多元的旗幟，一邊在安全與經濟上對美國高度依賴；一邊接受美國提供的軍事庇護，一邊又在外交與文化上對美國指手畫腳，甚至在多個國際議題上選擇與中共合作。這種「吃飯砸鍋」式的雙麵人形象，川普早已洞察於心。
從蘇聯到中共，從北韓到伊朗，甚至從歐盟的價值離經叛道中，我們都應該追問：美國這些敵人，是如何在「合作」「和平」「建設」的語言包裝下，悄然壯大？又是誰，一次次在華盛頓、在哈佛、在紐約時報的編輯台上，為這些極權編織美化的辯護詞？
這是一道必須誠實面對的靈魂拷問：美國是否還能從歷史的錯誤中汲取教訓，而不是繼續被政治正確與文化虛偽綁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