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圖片來源: 公用領域 維基百科）
【看中國2025年7月17日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昔日佔據半壁江山的社會主義陣營頃刻星散，許多國家轉身投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改旗易幟。曾經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也參與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世紀反而發展的越來越好，社會主義作為比資本主義更加先進的社會形態，按理來講不應如此迅速的滅亡。
這也導致了網路上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也有一部分認為人類社會的最好的形態就是資本主義，更有相當一部分逆天種認為根本不存在什麼資本主義全都是幌子。
既然如此，那麼這篇文章我們也就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都走向了資本主義復辟。
一、官僚特權階級
冷戰年代，許多社會主義國家脫胎於二戰的民族獨立浪潮。在紅色政權成立之前，它們大多深陷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整個國家的人識字率極低，絕大多數底層民眾目不識丁，這種條件無法讓底層人民參政議政。於是，"誰來執掌國家"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為了維護國家機器的運行，奪得政權的新統治階級只能把舊社會留下的知識份子，或者從國外請回來的留學生，還有新的知識份子，安排到需要"高能力"的崗位上，也拿著相對於底層人民而言更高的工資。
若以中國50年代為例，1956年7月6日，國務院(56)國議習字第54號下達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表》中規定，行政一級至三級(國家主席、副主席、委員長、副委員長、總理、副總理)工資為644元、581元、517元；部長、副部長、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為行政四級至八級，工資為460元、414元、368元、322元、287.5元。（數據來自於中國新聞網）
而在當時，一個成年人的一個月的最低生活費有為8元。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種：一是新國家成立後百廢待新，國家需要大量的人才；二是大眾的教育普及率不高，普通老百姓無法從事這些工作。
於是，幾乎所有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權力都集中在知識份子手中，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少數技術精英長期佔據關鍵崗位，這些崗位包括政治、科研、經濟等等，使他們逐漸固化為官僚特權階層。
儘管如此，這些國家畢竟未走資本主義道路，其政治合法性仍建立在"為人民服務"這一敘事之上。因此，即便難以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主人，統治集團也需在政策上作出妥協，以維繫這一合法性；而資本主義國家則公開以資本利益為最高準則，其為資本家而服務。兩者在此仍有根本區別。
我們將這種社會主義制度稱之為"歷史社會主義"，當然這種說法也有部分人並不認可，因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是共產主義，而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最初形態，而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仍然是存在階級，所以也有人認為歷史社會主義其實也是屬於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之一。
二、修正主義的誕生與資本主義的復辟
十餘年後，開國領袖溘然長逝，官僚特權階層隨之完成由流動到固化的關鍵一躍：職位代際相傳，資源內部循環，權力自此板結成一塊敲不碎的鐵板。
當階層徹底板結，官僚特權集團便高舉出"修正主義"的新旗幟，他們宣稱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以此為據，悄悄收起了"世界革命"的橫幅，隨即整隊駛入全球資本主義賽道，與西方列強同場競逐。
蘇聯參加雅爾塔會議不僅僅只是制定了二戰後的格局，同時也標誌著蘇聯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還有就是中國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也標誌著中國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加入了國際分工。
再往後，這些早已肥碩的特權階層愈發胃口大開。他們把"自由貿易"奉為新的聖經，把國家的能源、交通、通信、金融、醫療、教育等行業，乃至水、電、糧、房這些關乎百姓一日三餐、生老病死的命脈，統統掛起"歡迎投資"的招牌。壁壘盡撤，外資如潮湧入。
變成跨國資本的遊樂場，而特權者自己既收門票，又享分紅，穩穩地把"國家利益"切割成私囊裡叮噹作響的硬幣。
在城市，他們把原本國營工廠、醫院和學校掛牌出售，一夜之間變成私人股權、私人醫院、私立學校；在農村，他們把集體農莊拆散，把大型拖拉機、收割機按戶切割，最後機器只剩下一堆螺絲和廢鐵被當廢鋼賣掉，每家分到的地所獲得的收入可能還無法滿足一家子人的基本需求。
隨後，他們公開否定此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卻向大眾反覆承諾：只要繼續這樣"改革"，人人都會富起來，而結果是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大多數的財富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裡。
隨著私有化一步步推進，這個原本以公有制為根基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讓生產資料落回私人手裡，公有制名存實亡，國家也由此完成了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復辟。
馬克思曾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三、本該滅亡的資本主義為何會越來好
世界上人這麼多，大家的觀點也不一樣，這裡面也一定有人認為：既然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那為什麼到現在了資本主義反而發展得越來越好。
世界是在不斷發展的，在當年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的結論未必能適應現在的情況，但是歷史沒有終結，歷史的大方向是必然的，即使中間有些許偶然和挫折。
馬克思最初將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地定位於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判斷的根據是因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勞動功能進行高強度的剝削，這會促使無產階級的規模擴大。
在19世紀中葉的英國、法國、普魯士等地，產業革命已使社會生產力空前提高，但剩餘價值率亦同步攀升。工廠普遍實行12—14小時工作制，計件工資被持續壓低，導致工人實際收入僅足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最低限度，甚至低於生理生存線。
官方調查報告顯示，曼徹斯特、里昂等工業城市工人聚居區的平均居住密度達到每間地下室6—8人，嬰兒死亡率比資產階級區域高出2—3倍；同時，紡織、採礦部門大規模雇佣10歲以下童工，其勞動時間佔比與成年男工差距不足20%，直接破壞了下一代勞動力的生理與技能基礎。
1847年經濟危機期間，英國棉紡業庫存積壓達全年產量的37%，但企業主以"維持價格"為由銷毀布匹，而非用於改善工人生活。馬克思據此指出，資本對剩餘價值的無限追求，使其寧願破壞使用價值，也不願突破商品—貨幣—資本的循環邏輯，從而加劇了資本與勞動的制度性對立。
綜合上述，當勞動與資本的對抗在生產力最發達、剝削最徹底的地域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時，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此爆發。
三、為何當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好了
19世紀中葉的交通、通信與軍事技術尚未突破主權疆界，資本難以在世界範圍內大規模重組生產，因而高生產率帶來的剩餘價值只能通過對本國勞動人口的極限壓榨來實現。
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後，運輸革命、信息革命與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的同步演進，使資本得以將勞動過程拆分為可跨國配置的價值鏈環節。以美國為代表的核心國家憑藉對尖端技術（半導體、軟體、航空、生物製藥等）的壟斷，將高創新、高利潤環節留在本土，而把標準化、勞動密集型環節外包或外遷至半外圍、外圍國家。價值鏈條的空間重組不僅顯著壓低核心國家的直接剝削強度，還通過技術租金、專利費、品牌溢價及全球定價權，持續將外圍與半外圍國家創造的大量剩餘價值轉移至核心國家，從而形成一種以技術—金融優勢為基礎的"全球剝削"機制。
核心國家將取自外圍與半外圍的剩餘價值劃分為兩條支出路徑：其一，以較高工資、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形式回流本國勞動者，直接緩衝勞資對立；其二，以研發投入、產業升級和知識產權布局形式再資本化，持續鎖定高附加值環節。正是這種"價值回流—矛盾緩和—技術鎖定"的循環，使核心國家得以在維持國內階級妥協的同時，進一步鞏固其在全球分工中的支配地位。
此外，眾多外圍與半外圍國家雖擁有若干"旗艦企業"並掌握局部尖端技術，但其產品架構仍深度嵌入由核心國家主導的技術生態：關鍵IP、核心零部件、設計工具及行業標準均來自西方。
這些企業規模的擴張儘管在統計意義上抬升了所在國的GDP與出口額，實則通過專利許可費、技術提成、關鍵元件溢價等機制，持續將利潤流量輸回核心國家。結果，外圍—半外圍的"產業升級"非但未削弱，反而以租金形式強化了核心國家對全球技術紅利的再分配權。
阿里巴巴招股書顯示，截至最新披露，軟銀集團仍持有14.2%股份，為第一大股東；其董事會席位與重大事項表決權使日方在戰略決策中擁有實質性影響。
騰訊控股層面，Prosus（Naspers旗下）持股24.01%，疊加挪威主權基金、貝萊德、先鋒集團等歐美機構投資者的持倉，外資合計比例已接近68%。儘管騰訊通過VIE架構實現境內運營控制，但利潤分紅及資本增值的大部分仍流向海外股東。
華為雖外資持股為零，且在全球通信設備市場佔據約30%份額，但其基站晶元、射頻前端、EDA工具及操作系統生態仍依賴ARM架構、高通射頻、Synopsys/Cadence設計平臺等西方核心IP。由此，華為每在海外銷售一臺5G基站，均需向上述技術持有方支付專利費與授權提成，使得核心國家得以在其"去外資股權"模式下依舊分享壟斷租金。
因此現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過得越來越好靠的並非是其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是將剝削對象擴展至了全球，吸全球勞動人民的血來養活自己。
曾經歷資本主義復辟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位置普遍固化於中低端環節，一方面，以"半外圍"或"外圍"身份參與全球價值鏈，主要向核心國家輸出低附加值的工業製成品與初級原料；另一方面，其高科技產業仍高度依賴西方技術、設備和專利授權，難以突破由核心國家主導的技術—資本壁壘，從而在實質上持續為後者的再積累提供廉價資源與利潤通道。
四、半為國家或者外圍國家能否晉升核心國家
這個需要看情況。
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這樣的小體量國家，他們往往會因為國際政治等因素，會被核心國家援助支持，像韓國和日本這些國家，如果沒有美國的扶持的話，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僅僅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晉升到核心國家的行列中，而其代價便是以主權讓渡換取技術—資本通道，並由此形成對美長期、制度化的非對稱依賴。具體而言：
美國通過《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在兩國本土保有大規模常駐部隊與前沿基地，掌握戰時指揮權（直至2023年韓國才收回平時作戰權，但戰時仍需美韓聯合司令部指揮）。這使日韓的軍費開支、武器採購、軍工研發路徑均被納入美國的印太戰略框架，難以獨立制定國防政策。
美國以"技術援助"名義向日韓輸出半導體、航空、核能等關鍵領域的早期專利與設備，但附帶嚴苛的出口管制與再轉讓限制。例如：
日本在1950—70年代獲得的晶體管專利池，須以"防衛生產"名義向美共享改進成果；韓國三星、SK海力士在1990年代接受的美國風投與IMF紓困資金，實際以股權質押和專利交叉授權為條件，使美方享有技術迭代方向的話語權。結果是兩國雖躋身"高端製造"，卻始終處於美國主導的技術生態與標準體系之內。
日韓央行在關鍵節點（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雷曼衝擊）均以換取美聯儲貨幣互換額度為前提，接受IMF—美國財政部的結構性改革方案，包括加快金融市場開放、提高外資持股上限。由此形成"美元流動性—華爾街資本—本土財閥"三位一體的金融結構，核心國家可隨時通過利率、匯率與資本流動調節日韓的經濟週期。
美國將日韓納入"晶元四方聯盟"（Chip 4）、"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排他性機制，要求其在出口管制、供應鏈"去中國化"議題上與華盛頓保持同步。日韓政府若嘗試在中美之間尋求更大戰略迴旋空間，即面臨"技術斷供""情報降級"等直接威懾。
還有一種就是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大體量國家，這兩個國家也是世界上的主要半外圍國家之一，半外圍國家由於過度的勞動剝削之後使生育率下降，勞動者的反抗意識增強，導致其勞動力成本升高，相比於外圍國家不具備勞動力成本優勢。但是相比於核心國家在高科技產業方面也並非具有國際壟斷的優勢。
因此半外圍國家的矛盾相對於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而言是最為嚴重的，所以半外圍國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可能爆發新一輪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地區，而外圍國家始終都有紅色武裝力量的存在。（比如印度和菲律賓等等的國家都存在"紅軍"，他們在國際上被定義成反政府武裝）
因此半外圍國家的政權想要繼續存在，並且在未來繼續發展，有兩種路徑可以走。
一種路徑表現為對本國既有生產力的主動毀棄：通過關閉、拆解工廠，人為製造大規模失業，以重新壓低勞動力價格。然而，該策略的風險係數極高——它不僅直接削弱國家工業基礎，也極易觸發廣泛的工人反抗與社會動盪。
另一條路徑在於與本國勞動人民共擔代價：以貿易保護為制度屏障，限制乃至阻斷外國資本的市場准入；通過關稅、配額、國產化比例要求及研發補貼等手段，為民族企業營造可預期的成長空間。在財政、金融條件許可的範圍內，政府可進一步擴張對私營部門的干預深度——以股權參與、信貸定向、價格管制乃至國有化等方式，將關鍵產業鏈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從而在相對封閉的經濟體系中重建積累循環。（國家資本主義）
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資本對俄羅斯實施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產業"雙重脫鉤：一方面，大規模撤出直接投資、技術許可與供應鏈節點；另一方面，凍結俄央行及商業銀行的海外資產。
這一外部衝擊在客觀上切斷了核心國家對俄的資本與標準滲透，為本土民族資本騰出了市場空間。國有與私營企業在能源、軍工、農業及替代進口領域迅速擴張，國家對關鍵產業鏈的控股比例與調控能力同步提升，形成了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徵的"准核心"結構。當前，俄羅斯社會呈現高就業、低外債、財政盈餘與通脹可控的組合，政治與社會秩序總體穩定。
所以現在的俄羅斯其實算一個准核心國家。
而中國的情況則更為複雜，即使中國獲得了核心技術對全球進行剝削，但由於其龐大的人口數量即使真的成為了核心國家也無法使全體中國人民都過上像美國人那樣的高水平生活。
並且中國若想成為核心國家，那需要在短時間之內出現幾百個像華為那樣的壟斷型企業（美國就有非常多的堪比華為甚至超過華為的企業），這很顯然是做不到的。
五、結語
本文不僅剖析了原社會主義國家何以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的制度根源，也揭示了中國在持續擴張的經濟總量背後，為何社會矛盾反而趨於尖銳、國民生活壓力不斷加大的內在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