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俊雄在多倫多支聯會主辦的六四36週年紀念晚會上（看中國特約攝影Jerry攝）
【看中國2025年6月19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六四見證者、中國民主黨湖北黃岡創黨人之一胡俊雄於2025年六四前夕從泰國來到加拿大，獲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近日，他接受了《看中國》專訪，回憶了他親歷的六四屠城事件，以及那之後他的人生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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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雄：1999年3月第一次抓捕後，公安就開始控制我，盯著我。如果那時我收手，寫檢討認錯，可能就沒事了。我知道共產黨的政策，但我沒停手。我入了這條道，不像別人只是說說而已，我積極幫助當地的維權人士。當時我還做生意，他們利用我的生意、工作、住房、家庭來威脅我。我妻子是幹部子弟、公務員、黨員，工作很好，但自從我被抓後，她也受到影響。雖然我們感情沒問題，公安三番兩次找她施壓。這種情況持續到2006年，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好不容易組建的家庭，不能因為我連累她。他們用我和孩子威脅她，用她的工作、待遇、工資威脅我。他們的手段卑鄙無恥，把家人當人質，連坐迫害。2006年，我當機立斷，跟妻子商量離婚。我說不離婚，你麻煩，我也麻煩。離婚後第二天，我買了汽車票去了杭州。
我去杭州是為了打工。杭州是中國現代民主的發源地，我一直嚮往。她想送我到車站，我說不用，否則公安會逼問你我的去向。那時我已被2001年雙開除——開除公職、開除黨籍。我不在乎開除與否。中間多次突襲，公安、國安、黃岡政法委三個單位抄家、盯我。離婚後，我開始在全國流亡，認識很多人。我們互相信任，手機普及後，我用了五個號碼，都帶「六四」，朋友一看就知道是我，馬上接待我。尤其在浙江、西安、重慶，朋友百分百信任。我幫他們修電腦、搞技術，不是簡單吃飯。我低調，但在小村裡有些名氣，主要是教大家上網翻牆。
但迫害無處不在。在杭州，一下火車，公安就在車站等我，強行送回原地。他們沒理由拘留我，但警告我不要在杭州搞亂。他們用高科技監控行蹤，杭州公安技術比黃岡先進。2006年在杭州待不到兩年，2007年底我去了北京。在北京七年，多次被綁架、毆打、關押。我不喊口號、不寫文章、不遊行，只幫六四「反革命暴徒」修電腦。他們出獄後不適應社會，我修舊電腦、裝軟件，教他們生存技能，全部免費。這本來應該是政府做的事。
2014年10月31日，我在維權人士家修電腦時被抓，關進豐台看守所35天，遭酷刑虐待。他們以「尋釁滋事」為由關我，這是口袋罪，隨便套用。牢房20多平方米，住20多人，平均不到一平方米，還有衛生間。裡面有盜竊犯、搶劫犯、殺人犯、詐騙犯、貪污犯，各種人渣。政治犯地位最低，其他犯人受指使欺負我。我信佛，保持友善。有次採買（監獄購物），我用朋友存的200元買東西，分給沒錢的犯人。大家態度改變，但管教要求退還。我笑著想，東西已吃完，剩下的我偷偷還給他們。
酷刑方面，入獄脫光衣服，10月冬天的涼水從頭澆下，這在西方算酷刑。他們不打不罵，但其他犯人辱罵我。10月31日抓我到11月凌晨，我被銬在老虎凳（約束椅）十幾小時，動不了。提審時不給飯吃，一審幾小時，35天提審十幾次，充滿侮辱和折磨。我堅持零口供，依法不開口，他們沒轍。我有先天性心臟病，兩次半夜發作，像噩夢，呼吸急促，動彈不得。我大喊，值班員按緊急呼叫器送醫。這與酷刑、環境、情緒有關，沒藥、沒醫療、沒自由，病自然會發作。
記者：2015年4月您冒險逃離中國到泰國，申請政治庇護，為何選擇泰國？
胡俊雄：2014年12月5日我出獄，2015年就想逃。海外朋友勸我早點離開，我之前有顧慮：女兒還小，父母年老，需要照顧。21世紀初就有人叫我走，但我沒走。2014年被抓後，我明白他們不讓我正常生存，還連累家人。我下決心走。陳忠和在湖南成立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組織營救我，但需要錢。我20多年沒收入，沒護照，當地公安不給辦。朋友出錢出力，我從廣西偷渡到越南，再從越南到柬埔寨，又從柬埔寨到泰國，三次偷渡，風險極高。第一次鑽鐵絲網，若被武警發現，可能被槍殺。2015年7月8日我到泰國，第二天就是709大抓捕。朋友說我幸好早走一步。
記者：您在泰國為何把孤軍墓建成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紀念館？
胡俊雄：到泰國後我低調，一邊等聯合國審批難民身份（一年多後批准），一邊想做事。湖北老鄉梁三橋2004年買了一千平方米地，建孤軍墓紀念國軍戰俘。他70多歲，力不從心，請我幫忙管理。我覺得這有公義，答應了。墓地荒涼，草比人高，我除草、砍樹。美國朋友給我100張六四圖片，建議展覽。2016-2017年因沒場地，我在街頭用圍欄、牆壁展覽，風吹日曬幾天就收。後來朋友建議在孤軍墓建永久展館。我大規模建設，建了50平方米展館，展板面積120平方米，展出國軍烈士和六四圖片。困難很多，沒資金、沒人手，但泰國政府不干涉。後來中共破壞，麻煩增多。疫情後自媒體宣傳，普通中國人捐款支持。最多一年幾萬人參觀，展覽持續九年。
2021年10月梁三橋去世，土地歸他女兒。2024年4月，她轉租土地給他人，我被迫離開。我百分百確定是中共操縱，意圖拔掉這個「反共基地」，讓我無家可歸，銷毀六四圖片。中共一箭三雕，但圖片我交給了朋友保存。
記者：您如何來到加拿大？在泰國有何迫害？
胡俊雄：在泰國，中共特務和移民局勾結迫害我。孤軍墓期間查我兩次，2024年12月20日，他們包圍我七八萬平方米的住處（泰國朋友給的半畝地建房）。泰國警察和移民局客氣，說是外交部交代了解情況，實則恐嚇。2024年是六四35週年，我搞了三個活動：紀念中華民國113週年、六四35週年、聲援香港黎智英和47人案。活動圖片、視頻上網後，移民局10月找我，問活動和參與者，檢查我家，警告我別搞，說我影響泰中關係。我說九年沒違法，他們無話可說。這是中共操縱。加拿大安置我時，我不想因活動耽誤移民。
聯合國難民規定：不當地工作、不乞討、不參加政治活動。前兩條好做到，但「政治活動」定義模糊。加拿大多倫多支聯會和卡爾加里組織救我，我5月29日抵達加拿大。他們素不相識，安排我住處，照顧周到。我感謝他們。支聯會每年紀念六四，我主動參加，因我是六四親身見證者，過去十年在泰國也堅持紀念。我在集會發言，第一次在自由土地上公開講述大屠殺見證和經歷，毫無顧忌，不再恐懼。即使在泰國，因擔心被綁架（如江雲飛案例），我不敢敞開說。在加拿大，我見到多倫多市長和議員，他們問我有何困難，讓我感動。加拿大是徹底自由民主的土地。
記者：來到自由的加拿大，您有什麼打算？
胡俊雄：作為新移民，第一，按政府規定完成移民手續；第二，找工作養活自己，為社會貢獻；第三，業餘時間為中國民主發聲、呼籲。我現在能說真話，沒有顧慮。我63歲，一路見證中國民主進程。80年代中期是黃金時期，胡耀邦、趙紫陽開明。六四後鄧小平開槍，鎮壓民主人士，震懾體制內，社會從此沉默。
記者：您因為為六四死難者發聲，而失去了幸福的家庭、至今仍經濟拮据，您後悔過嗎？
胡俊雄：從不後悔。我一生失敗，從求學到工作、事業、民主運動、泰國流亡，但我不在乎成功。只要為理念奮鬥，就值得。六四是我人生節點，改變了我的政治信仰。我本是技術人員，對政治毫無興趣，但共產黨逼我搞政治。在民主國家，政治是生活一部分，人人有權關心，不因信仰不同被迫害。我信佛，尊重各種信仰，堅持民主自由理念，會通過媒體、網絡為中國民主努力。
記者：您對中國民主未來有信心嗎？
胡俊雄：我很有信心。民主是世界潮流，順之昌，逆之亡。二戰後，集權主義衰落，1989-1990年東歐劇變，公開掛共產主義招牌的國家所剩無幾，遲早完蛋。這些政權被陰謀家、私慾膨脹者利用，打著為人民謀利的旗號謀私利。資本主義社會雖為私利，但依法行事，私利即公德。共產黨打著公義旗號，卻讓人民水深火熱。中國遲早改變，可能明天、明年、下個月，東歐不也是一夜變天了嗎？大家保持正念，為民主自由奮鬥，踏實做好工作。
記者：您支持退黨覺醒運動嗎？經歷了這麼多風風雨雨，請用一句話來總結您對中共的認識。
胡俊雄：共產黨是人類史上最邪惡、殘暴、不講道理的組織。我完全支持退黨運動。我2000年不交黨費自動脫黨，2001年被雙開除。2004年接受《希望之聲》採訪時，我公開聲明退黨。說句笑話，有人問我三退沒，我笑說七退、八退都有了，連工作、房子都退了。我呼籲更多人用真名勇敢退出，不用化名。公開站出來，共產黨越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