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從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到六四屠殺學生和北京市民，以至目前對眾多法輪功人士酷刑迫害和殺戮。
我媽差點自殺
1967年夏天，集中營被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接管，又關進來一批八大院校的「反動學術權威」，都是教授、博導、有名的院士，頂級專家，不少人是從國外回來的。集中營改名叫「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是人們說的「關牛棚」，每天組織這些「牛鬼蛇神」學習，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
早上起床頭一件事，要求我們面對面兩排坐在鋪上，背毛主席語錄，每天背的頭一條都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必須一邊背，一邊指著對面那個人，他指著我，我指著他，互相指著罵對方「反動的東西」。
漸漸地，有人被送去勞改，其他人被發配回原系統監督勞動。我被分到交通部下邊一個工廠，一周放一天假可以回家了。經過這個漫長的冬天，我第一次見到了我母親。
我後來聽說我媽當時都想自殺，跳紫竹院那個河去，她把衣服甚麽的都準備好了。我弟弟好歹勸住了她。她想：唉，都是因為我嫁給了一個「混蛋」，把這孩子弄成這樣……她一個太柔弱的女子，帶倆孩子，沒有任何靠山，你讓她怎麼活？
受教於科學家華羅庚、錢學森
我們這批黑五類，當時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比在外邊挨鬥、受衝擊的人更慘。我在那裡邊是最小的，現在都70多了，絕大部分人可能都不在世了。由於很長時間沒有說話的權利，等人再出去，已經說不了話了。而且受過這種刺激，相當長時間根本不敢思考。
我能活著出來，就感覺：唉，到底能讓活了啊！現在我怎麼活呀？下一步我怎麼活著？
每個星期天一早我就出去轉悠，去這麼幾個地方：虎坊橋、前門的中國書店，那年頭新華書店沒有書，但是你去中國書店，抄家扔的各種各樣的書、專業書太多了，而且極便宜。還去王府井外文書店，它在金魚胡同，原來外文出版社內部的一個小樓上，上那兒找一些國外有關裝備方面的書。別人搞階級鬥爭去了，我想把專業和外語拾起來。
有一天，我在東單公園裡溜達，看見一個老頭，在那椅子上坐著，眯縫著眼睛。哎，這不是華羅庚嗎？我見過他照片，大學畢業時在人民大會堂聽過他做報告。他是中科院數學所的研究員，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那時也靠邊兒站了，正憋著沒事兒呢。
我就過去跟他搭訕。他一看，一個小孩兒。聊幾句，知道是個大學生。我是學應用物理的，但裡邊有些數學的邏輯問題，我就請教大師。那個年代，沒人跟他講話，突然有人跟他討論科學，他高興死了，那意思「我可碰上你了！」
他住在崇文門，離東單公園很近。從那以後，我遇到科學上的問題，經常跑去向他請教，我們成了忘年交。這是文革中比較快樂的一件事。
大師嘴裡聊出的東西，跟學校老師照本宣課教的很不一樣。大師講的是他腦子裡成天琢磨的事，一定是精華，很自然地聊出來。我知道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那些年這成了我的精神支柱，鼓勵著我在苦難中活下去。
純粹出於對自由探求思想的熱愛，出於追求智慧的天性，想聽聽大師們是怎麼看這個世界的，我自己又設計了去找錢學森。我知道他住在永明路那個大門裡頭。我就坐公共汽車去踩點，費了不少勁偵察。他家對面有個賣主食的小飯鋪，邊上有個菜站。他下班都是一輛伏爾加送他回來，我不能過去攔著他，那太唐突了，於是就買個炒餅，來碗餛飩，坐那兒花半天時間等候，邊想著自己的事。
那天，他下車後上菜站買了點菜，我就走過去畢恭畢敬向他鞠了一躬。錢先生說：「哦，你認識我呀？」這時他身後的大門打開了，他夫人蔣英開門問：「哎，你怎麼還不回家呀？」我一聽，壞了。沒想到，錢先生說：「你把菜拿回去吧，這裡有個年輕人願意跟我聊兩句。」我一看有戲，樂壞了！
我請他在邊上的小飯鋪坐一坐，從他發表的某些文章開頭，向他請教力學方面的基礎問題。
他講的非常深，當時我沒太聽懂，後來才慢慢悟懂的。那次之後，我又跟他交談過五六次，都是我在那兒等著他，有時也等不著，碰巧他正好有功夫的時候，他會說：「啊，小伙子你又來啦。」我倆就還在那個小飯鋪裡坐著聊會兒。這有點像帶研究生、博士生，互聊互動的思想課，挺有意思。
跟錢學森接觸後，才懂得了自動控制系統工程方面的思考，屬於系統論，比清華學的深得多。一切按照系統的概念整理思想，才能做得有序，實現起來就是系統工程。
我不是大師，但這個階段打下的基礎，使我很多年後再碰到那些中科院院士，可以橫掃，跟他們進行思想對話。
文革報紙。
燒煅工爐
我們那個廠是亞洲最大的汽車修理廠，我作為監督改造對象，前前後後在那兒待了11年。
剛去時分配我修理汽車。過了一年，廠裡突然做出決定，你這反動分子不能幹技術活，得去幹粗活，就把我調到煅工車間，做鈑金煅工。我學著打了兩天鐵，又說，這也是技術活，你不能幹，你去燒煅工爐吧。
煅工車間的爐子比燒煤的火車爐子要大得多，有一個大撬門，大概38斤重。從煤堆到爐前大約70米，下料的小推車裝一車煤是半噸，每天我得把48車煤，也就是24噸，從70米外推到爐前，再通過小爐口，把煤全部扔進去，爐子內長11米，你得扔那麼遠。每天七八個小時，不斷給爐子加熱，得保持爐溫老在1100度左右。
清爐，一般一個人幹不了。爐子會結渣，結成瘤子似的，黏在大爐子底下的通風鐵條上。得把它們撬起來，再用大耙子耙出來，晾涼了之後送到廢料場。必須一天一清，原來三個人弄個大鐵槓，才能清得動。
過去三個人的活，現在讓我一個人完全憑體力完成，而且沒有任何防護措施。新來的復員軍人說：「他們真欺負人嘿。」
下了班，別人可以走了，我還得去改造班，跟廠裡的黑五類一起接著幹。去工廠的大煤庫撮煤，挪到另一邊去。有個資本家說：「小李，你那麼賣力氣幹甚麽？你挪到那邊去，你看著，待會他還會讓你挪回來。他不是真需要，他成心折騰你呢。」
我下班都晚上七八點了，早上還要趕在八點鐘上班，每天幹活十幾個小時。廠裡有班車，我早上坐過兩次班車，讓車間主任把我轟下去了。他說「你下去！」那意思，你是反革命，不能坐這車。我就下去了。從此，我每天早上五點就起來坐頭班車，途中要倒三趟車，還得走很長的路。
我像個木偶似的，到處當靶子讓人批鬥
整個文革是一個大的時期，中間還分成很多小的階段：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抓5.16、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
每次運動來了，都要把我翻出來再揭批一通，跑不了。還要千方百計找出我有甚麽新的現行反革命行為。我被看管起來，不能回家。
有個書記特別壞，他讓我把日記交出來。我覺得我日記裡沒寫甚麽，無非是日常在哪兒買了甚麽書之類的，你就拿去看吧。結果就變成了反動日記，成了我的反革命罪證。
比如我日記裡寫道，我站在學校的樓頂上，站在西山，看北京城，北京城就像一個火柴盒。他們就說：北京是革命聖地，世界革命的中心，你把它說成火柴盒！
我日記裡還有這麼一句：「這裡在播種仇恨。」我忘了自己寫過這句話，結果讓他們揪住了，這又是反動本質的大暴露。
每個星期有兩次固定的全廠批斗大會，站在臺上挨鬥的准有我。身後兩個工人把我撅起來，人們在臺下高喊：「打倒李XX！」
剛開始，我差點就受不了了。我在的煅工車間有個游泳池，當時我真想……真不想活了。
沒人跟我這個反動分子說話，常常整個一天，一句話都沒有。誰都不拿正眼看你。打飯的時候，跟師傅說要哪個菜，他給你盛菜那個表情就跟打發狗似的。也許有人心裡有點同情，但他不敢表露。
我作為典型標杆，還要巡迴到各小組挨批鬥，這班批完上那班，一天兩三個地方。後來我就疲了。那麼大一個廠子，我就像個木偶似的，到處站那兒當靶子，讓他們批。十幾個人的小組，喊幾句「打倒李XX！李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就讓我走了，到哪都這一套。我面無表情，木呆呆的。有表情更麻煩，當時就會問你：為甚麽笑（哭）？新的批判詞又出來了，會延長批鬥時間。
他們批鬥我時，我沒聽見，在想我自己的事。我已經成熟了，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生存技巧。日記也根本不寫了，對歧視也已習以為常。讓我回家就在家想事，不讓回家就在單位想。主要是在自然科學裡積累，探索一直沒停。允許休息就轉一轉，找哪個專家，談談這段時間的思考，再學習他們的思維方法，看看師傅領的路上我有甚麽偏差，有新的問題問一問。
逐漸地，我形成了自己的活法：有功夫就學本事，有時也探索人生觀問題，在舊書店找些書看，像西方哲學家羅素的書，佛學的大乘小乘，小說之類。我沒有深陷痛苦，也不刻意逃避，寵辱不驚，順著天命的安排，完成我這輩子完善自己的過程，走我自己的路。後來我看到幾本佛教故事，覺得是很高的境界，很合我當時的心境。
在工廠的十一年，就是這麼熬過來的。對宇宙萬物關係的思考，對人生的思考，在若干年後最終把我引入了天主教。
「毀我長城一塊磚」
有一批當兵的來我們廠實習。我去幹活時，把手錶放在更衣櫃裡，那時更衣櫃都不上鎖。下班回來發現手錶沒了，我說了出來。起初那些當兵的沒敢走，後來領導說，「解放軍同志先走吧。」又在工人中查了半天，沒結果，最後指著我說：「你是不是就為了毀我長城啊？」那意思，早不丟晚不丟，解放軍在這你丟手錶，是想拉黑、污衊解放軍。
又開了我一個批判會，大字報也出來了：「李北海反革命本性不改，毀我長城一塊磚。」我辯解：手錶確確實實丟了，我也許不該說，但我根本沒說解放軍，絕對沒有攻擊解放軍的意思。以後也就不敢再提，新買了一塊手錶完事。
結果還真是那塊磚有問題。轉過年，書記找我說，你那個錶給你還回來了，就是解放軍裡一個人偷的。原來那批小兵快復員時，他才敢把那塊錶戴出來，讓另一個小兵看出來，給報告了。書記說，你就不要聲張了，不然你這不是臭解放軍嗎？
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怎麼把人性變壞的？
每次運動來了，先開動員大會，敲打說：階級鬥爭動向我們已經有所洞察，掌握了一些情況，你自己掂量著點兒，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臺下每個人心裡都得嘀咕：這是不是說我呢？我平常是不是有這種表現啊？然後就互相算計上了：我們之間說過甚麽，我如果不把他說出來，他該把我說出來了，我趕緊先把他說出來吧。
每輪運動都有指標，上邊還會來摻沙子，做工作。比方說，一個單位一定要抓出兩個典型來。人們心裡就想：反正別是我，趕緊弄出倆來，我就安全了。有的人為了自保，有的人甚至想投機立功，就充分表演自己的革命性，從人群中找個替死鬼，踹你一腳：去死吧你！而我，恰好可以填充那個替死鬼位置。
經常有這樣的，平時他倆關係挺好，如果都能自保，誰也不會說誰，一旦有了危險，有人揭發咱倆了，就顧不了這麼多了。「哥倆好，哥們實在對不起了！」——是當時工人中的一句流行語。
尤其到文革後期，這種心理很普遍。人人都想自保，就人人互害，人與人的鬥爭變得非常殘酷，結果人人都不安全。就變成這麼一個社會了，人性就完了，很可怕。
再一次被打回地獄
1971年，9.13林彪事件爆發，毛澤東受到刺激，鄧小平復出。之後，整個大氣候有個變化，開始搞抓革命促生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繩子鬆動了一點。車間主任讓我給新蓋的煅工車間做個加熱系統，那個大車間的加熱系統全是我做的。又讓我把原來燒煤的爐子改成燒油的，能燒輕油又能燒重油，我也做出來了。批鬥的事少些了。
有了新爐子，我不用推煤了，也沒爐渣了，坐那看著爐子，調調爐溫，挺舒服。下班後也不用參加反動分子的改造了。還讓我參加了廠子的足球隊。我媽戲唱得好，從小就有名角調教過我練基本功，所以我又參加了廠子的文藝宣傳隊，還幫著編導舞蹈。大學時，我苦練過吹笛子，達到專業水平，廠子就叫我把樂隊組織起來，我還當上了樂隊指揮。
1972年12月21日，工廠在禮堂開大會宣布我「解放了」。
人們看我的眼光變了，之前沒人敢跟我說話，突然有人跟我說話了，他們好奇：這麼年輕一個反革命，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有人問我：「鬥你時你自己一個人在上面，大傢伙都看著你，害臊不害臊？」我說：「有甚麽害臊的，都是革命群眾，你們不是在搞革命鬥爭呢嗎？」
我從來不跟他們開玩笑，仍然夾著尾巴做人，保持低調。我心想，做的事要顯示出，從我這個家族出來的，從人性上、從各方面比一般人都強。我追求的是高格調、更高級的人生。
從1972年到1975年，太平了三年，又颳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再一次被打回地獄，作為典型上臺挨批鬥：你看這反革命，現在還得了勢了，整天忙忙叨叨，跟個明星似的，人五人六的，他從根兒裡就反動，一輩子都是這個。
原來廠裡把我吸收進技術革新三結合小組，讓我設計汽車的二級減速。一個書記說，「他就是能設計出來沒齒輪的汽車，我們共產黨也不用他的。」共產黨永遠不會把我當自己人，我只是它改造監督利用的對象，永遠是敵人陣營的。
甚麽足球、宣傳隊、技術革新，一下子全停下來！重回煅工車間，讓我去打鐵。星期天別人休息我不能休息，得去弄花生。這種日子大概有半年多。
文革批鬥。（圖片來源：以上圖片為網絡圖片）
與戀愛、成家無緣
技校學生裡有幾個小姑娘，看我在那弄花生，這不是宣傳隊那個李師傅嗎？她們不參加工廠的運動，不知道我正在挨批鬥，就過來跟我聊天，往書包裡裝花生，覺得挺高興。書記過來了，走走走走！把她們轟走了。
1975年我已經三十出頭，說實話，根本沒產生過對異性的感情，也沒人敢跟我。有不知根不知底的人，偶爾提一句，我就當句笑話。我經常拿本聊齋翻看，覺的挺有意思。誰要給我介紹對象，我就說，你拿這個看看。意思是，你知道我是「狐狸精」的時候，你還敢找我嗎？
很早我就把戀愛、婚姻的可能性推到一邊，逼著自己連想都不想。我明白，跟別人有這種接觸，對別人就是災難。那時候，人的正常情感、願望完全被抑制了。
人心起了微妙的變化
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文革非常重要的節點，我漸漸看出來，大家都有點詼諧、調侃的意味在裡面了，那意思，你小子怎麼又來了？怎麼又是你呀？我從臺上下來，感覺腳有點麻，在那兒緩緩，有幾個工人路過：「嚯，還活動活動啊！」氣氛輕鬆，沒有了那種虔誠、真把我當反動死敵看待了。
有幾個歲數跟我相仿的工人說，「你這命啊就這樣，共產黨到了啃節上准得把你弄出來，你小子是老運動員了。」
整個社會，包括統治體系內部，對文革普遍感到不滿，心灰意冷，已經不拿它當回事了。所有人都感覺，整個一個胡鬧！過去說，大饑荒是因為蘇聯逼債，農業欠收，大家都咬牙忍著，跟黨和國家一塊渡過難關吧。現在突然發現，毛澤東、共產黨一直在人為瞎折騰！根本沒個頭。前兩天還讓鄧小平復出，說變臉就變臉，今天說煤球是黑的，明天又說是白的，所有的說辭都是假的。既然都亂成這樣了，那就再亂一次吧，跟著演場鬧劇而已。
當初人們之間為了某種主義，能瞪眼，能分家，能離婚，現在就是一笑：咱們那會太幼稚，太荒唐了，讓人家給耍了，騙了。
就說漲工資，連著漲了兩次，工人說的一句標準話就是：「您幾旗兒呀？噢，還是您的旗高，您先上。」指的是毛澤東思想紅旗舉的高不高，決定著你能不能漲工資。旗舉得不高，這回還沒您的事。完全是一種嘲諷。
我還記得，有一次軍代表給黨員講黨課，正面宣傳中共所謂的抗日史。他們下來在那議論：「鬧了半天共產黨就是一個慫尖尖，躲在後邊，淨是不光明正大的事。」
這都是天地間的，整個社會非常大的變化，人心變了。逐漸形成了一個全社會的覺醒反思，不再受某種組織的控制，人性和理性開始復甦。
1976年清明節：反抗爆發
1976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很多重要的事：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連續死去，唐山大地震。四五運動並不是表面的悼念周恩來，也不是單純針對四人幫，是人們憋在心裡多年的東西，借著四人幫這個出氣閥，一下子爆發出來。
那時候紀念碑還可以隨便上，到處都是花圈、輓聯、詩抄。周圍不知誰拉了好多鐵絲，鐵絲上掛滿了小字報、紙貼。膽子大的人寫出自己對政治的看法，有的很尖銳。
四·五我也去了天安門，跟著我們廠好幾百人去的。我看了看，沒有人組織，人們都是自發的，真是人心所向。我看到馬路對面，有文化藝術界的人在遊行，喊的口號很激烈，我認識的著名歌唱家也在隊伍裡。他們都比我大了十來歲，走在整個文化部隊伍的第一排。
工人糾察隊的棒子隊衝進廣場，打人、抓人——中共政府動用專政機器想滅掉人們的怒火。但是老百姓已經不太聽它的了，開始掙搏，反抗。雖然運動被鎮壓下去，很多中國人還不太敢想這個根源是毛澤東和共產黨造成的，但人們對階級鬥爭這套東西感到厭倦，事後的整肅已經發動不起來了。更多的人開始以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思維方式深入反思。
這個體系明顯走向窮途末路，毛澤東也明白，他建立的這一套已開始瓦解，玩不靈了。他預感到，自己也快要死了。
黨給我平反，我沒有任何感恩
「四·五」之後，我就不怎麼去工廠了。我反思了很多：共產黨這個統治集團控制整個社會的能力，不是一種自然力，而是一種抗自然的，完全喪失人性、反人類的勢力，就像把每個人的鎖骨都穿上一根鋼絲，強制拽著你。你們說這個國家是你們的，那只是你們通過非法手段，竊取了這個國家的權力，你不是民選的。你口口聲聲說你是為了人民，實際上人民一直被你奴役著。可是用各種鋼絲、綁繩、手銬，改變不了人心。越這麼做，時間越長，越是觸及不到人思想靈魂上真諦的東西，結果適得其反。
我母親1974年就故去了。母親走後，我把家歸置歸置，沒事就東遛遛西逛逛。1976年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倒臺，據說廠子裡開了一次大會，宣布徹底給我平反。那天我正好沒在。我沒有任何激動，感恩。
你說給我平反，賞賜我點甚麽，我從此斷絕這一塊，我不讓你來這個！我是天地間一個獨立的個體，遵從天地人的法則，具有頂天立地的人格。我決定從此彰顯自己的個性，有尊嚴地活在世上。
這時期我想的最多的是，我往後這輩子應該怎麼活呀？我得安排我的事情，做點甚麽。
告別體制不食周粟
1977年恢復高考，原來跟我一起蹲牛棚的北航崔教授說：「你報考我的研究生吧，作為導師，我有這個權力，你報我馬上就能讓你來。」
我參加了研究生考試，很有信心地等入學通知。因為我在文革時買了很多書自學，加上名師的指點，肯定比別人成績好。可等來的卻是，招生辦老師告訴我：你的政審沒通過。北航屬於軍工系統，政審很嚴。
工廠知道我參加高考，不願意讓我走。有一天我跟車間主任說：「明天我就不來了。」他以為我臨時有甚麽事請個假呢，說：「你去吧。」按他們的意思，我應該完成個甚麽手續，我的人事檔案關係還在他們那兒呢。可是我從根兒上就不承認那個東西，我也不歸你管，我不要了！就這樣告別了這個體制，從此再沒進去過。
我放棄了獲取文憑這條路。在共產黨的天下，家裡有歷史問題，要文憑有用嗎？最後，還是在華羅庚先生的幫助和引薦下，我進入到科研系統，做過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評論、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的政策研究，參與了中國科技諮詢服務中心的籌建，還做過科學技術的預測等等。我個人的興趣還是在具體的專利、設計方面，所以後面幾十年，我等於成了科技專業戶，做了很多高科技研發的大項目，與不同單位、不同地域進行過跨越不同科技領域的合作，涉及很前沿的創新，到哪都是擔任總工程師。
這一切都受益於文革期間從華羅庚、錢學森、北航的崔教授等先生那裡打下的基礎，打的比較深遠、深厚。
直到現在，我不隸屬於任何一個地方，走了自己的一條比較艱辛但自由的路。我在共產黨非常高端的機構裡幹過好多事，但是我從來不黏你們一點東西。我一不要你們的勞保，二不要你們的待遇，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養活自己和家庭。我就相當於古人的「不食周粟」。你們認為我應該按照你們的要求愛你們的黨，愛你們的國，愛你們的政府，我沒那個義務。
尾聲
1978年的一天，我正在樓下跟幾個高中孩子聊天，前邊開過來一輛車，停得遠遠的。從車上下來一個老太太，走到我跟前。我說：「您是找我吧？」她問：「你是李XX吧？」我就帶她回家了。其實我知道她是誰，我有感覺，她是我的五姨。我等著她說，但是她不說，她只說，「我來看看。」我說：「我媽已經去世了。」她說她知道。我告訴她，我也辭職不幹了。
她說她在東北，我估計，可能是從撫順戰犯管教所出來的吧？她為甚麽直到七十年代末才來？是沒解除管教，還是就業了？我不敢直接問她。
我怕共產黨讓她帶著竊聽器，記錄下來對她也不好。我說，您就自己照顧好自己，我自己這都好辦。沒說幾句，她就走了。平時根本沒來往，後來也沒再來往，她也沒說明來意。我估計中共是想讓她驗證一下，我是不是那個李北海。那個車肯定是警局給找的。
我結婚多年後，妻子因信仰被抓捕。警察審訊她時說：他們懷疑我是臺灣特務！時間已經來到2000年以後了，他們還在懷疑我。
編後記
整理完李北海先生錐心泣血的自述，不禁掩卷長嘆，它堪稱一部中共統治下中華民族受難的縮微史，又是一部中國人的個人心靈史。感謝他，在時間的流水還未來得及沖淡記憶之前，為我們留下了這篇寶貴的歷史記實，以及每一個節點上的深入思考。
對於從未在中共治下生活過一天的臺灣人來說，包括1949年離開大陸的國民黨一代、二代，對於已經習慣了中共的話術、自願或無奈地順從著中共極權控制的大陸人來說，讀這篇回憶，無異於一副醒腦劑，一本教科書，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中共奴役人、毀滅人的本性是在骨子裡的，永遠不會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