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評論家林保華（圖片來源: 公用領域 維基百科）
【看中國2025年5月29日訊】統戰與邊緣人近日成為熱門話題，我在中國生活廿一年期間，這兩種人都當過。
一九五五年我從印尼回中國就學，我在印尼讀的中學是中共地下黨在控制，所以中學時期滿腦子都是中共的大外宣，第一年進北京華僑補習學校，就積極申請加入共青團。校長正好是我在印尼讀初中的楊校長（後來才知他是地下黨員），因他是爸媽的朋友，加上我的學習成績不錯，所以我罕見的第二年就獲准入團。相信楊校長（文革時被鬥得很慘）當時給我做了歷史清白清楚的證明，所以一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我就出任系學生會副主席，顯然是要培養我。其實自求學以來，我在班上向來是年紀最小，性格內向，從沒當過班級工作，能力有限。但一切「服從組織分配」，黨要我做什麼都不許討價還價。
一九五六年國慶，學生參加遊行，我們則當糾察、當標兵，就是成十路縱隊，站在路間作區隔。散場後，天安門廣場前的少年先鋒隊員湧到城樓下舉花束喊萬歲，我們就站在後面保護他們。
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來中國訪問，在中山公園辦遊園晚會，我們被派去當糾察，列隊站在公園大門兩邊，我站最靠近門口，一輛轎車開到門口，車門一開，一條右腿伸出來，接著整個人出來，一看竟是毛澤東，我看著他從面前一兩公尺處走進公園。晚上公園張燈結綵，我們進公園當糾察，看著領導人周恩來及舞伴等貴賓，雙雙對對一路跳過去。表姐讀清華，說毛澤東在他們那一區跳舞。這是當年我身為統戰對象最感光榮的時刻。
就在此時，中國展開整風運動，動員每個人要發言、寫大字報，我來中國不到兩年，哪有什麼意見好寫？但身為學生會幹部，要帶頭，於是連我四個同學合組來寫，用詞故意刻薄以吸引人，其中一個同學起筆寫著，孫悟空飛到人民大會堂的上空，看見下面一片黑霧，就寫不下去。誰知一個月後，運動轉變成反右，我們四個人登時成為反黨小集團（沒有一個黨員）被指有組織、有綱領向黨猖狂進攻，一直被追究孫悟空後面為什麼沒有寫下去，四個人被輪流批鬥了一兩個月之久。回家鄉，叔叔說統購統銷吃不飽，我都不敢寫，只在小組會上說。
定性時，四人有兩人被歸類右派，我下筆很小心，被歸為「中右」，「免於處分」的處分，但也成為邊緣人了，黨拉一拉我就是人民，黨推一推我就是敵人。那年國慶遊行我不能當標兵，學生會職務也被降級。此後每有運動或下鄉勞動，我都拚命自我檢討與保證，免得又被推成敵人。為此，我寫回印尼家的信以及家人的來信，都給黨支部書記過目，證明我的清白。這樣「夾著尾巴做人」，總算挨過大學生活。當年的其中一個右派，廿多年前透過親戚，上網找到我，相約在香港見，他哭訴畢業後的遭遇，然後我們約定不再聯絡，以免悲劇重演。工作期間的邊緣人情況，容後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