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小批中國青年走過幾條革命性的大字報。（圖片來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毛式教育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一封信中談到教育問題時說：「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就在不到兩年前的1964年春節期間，毛澤東還在中國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說：「教育路線、方針是正確的，但方法不對，要改變。」文革一開始，毛澤東索性推翻自己的說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黑一團。
教育革命——革教育的命 到了8月8日，中共中央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當中直接呼應毛澤東的指示，說「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於是，伴隨著文革的開始，「教育革命」也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文革第一年，中國所有的學校都停課鬧革命，連在國外的留學生都被調回國休學一年，參加文革。 1968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文革派主要幹將姚文元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 「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份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八種賤民之後的臭老九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說：「我們必須完成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偉大歷史任務。對知識份子，要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極端不信任、鄙視和敵視態度十分明顯。 隨後，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紛紛進駐並且管理全中國的各類學校。 1971年8月，毛澤東批示下發《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對教育界的「兩個估計」，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戰線推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路線，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教師中的大多數人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於是，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列上了被冠以「反動學術權威」的知識份子。受毛澤東的影響，當時的人對知識份子存在普遍的鄙視，加上原來就認為知識份子迂腐，因此戲稱他們為「臭老九」。
斯文掃地知識越多越反動 同樣是在這種蔑視和敵視知識份子的氣氛下，中國幾乎所有學校的領導和主要教師都在文革中受到過批鬥和迫害，其中高等院校的教授更是首當其衝。根據中國對教育部所屬單位和17個省市教育界的統計，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育界官員和教師有14萬人之多。衛生部所屬的14所高等院校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其中有500多人受到過迫害。文革10年，中國的大學教授和副教授從7800人減少到5800人。1966年到1969年期間，中國的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從1969年開始，許多高等院校遷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師被下放。1965年中國共有高等院校434所，到1971年為止，全中國一共撤銷高等院校106所，其中包括高幹子弟雲集的著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等院校。
毛澤東教育思想「混亂不堪」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革教育的命恐怕是最徹底的。表現在幾個方面了。第一個方面就是血雨腥風啊。1966年學生起來打老師、殺老師、打同學，主要是在教育領域。第二，毛澤東關於教育的一系列的思想混亂不堪，結果他是一無建樹的。」 毛澤東為什麼對知識份子這麼仇恨呢？ 宋永毅：「第一個呢，和毛澤東當年在圖書館做小職員時受的氣有關。他越是覺得你們這些留了洋的知識份子，越是仇恨。因為他的知識不高，因為他在北大受了氣，造成了他對知識份子仇恨的情結。 「第二個呢，他是一個搞革命出身的知識份子，他懂的就是搞革命、搞權術那套知識。所以他的定位不是在一個專業的知識份子的範疇，而是在一個流民革命家知識份子的範疇。」
重理工輕人文 記者：那他為什麼又說理工科大學他又比較重視呢？ 宋永毅：理工科大學不對他的那些權術和革命理論形成挑戰啊。不會對他的領導權造成挑戰，而只是他的工具。而社會學、法學等等那些學科都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一旦人學了以後，對他的那些愚民政策當然會形成挑戰了。 在大學教育中，毛澤東尤其對人文科學的教育不滿。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學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哲學、文學、歷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裡教嗎？」 宋永毅：「他既然覺得你這些社會科學，法學啊，那些都沒有用，尤其是對培養一個革命家來說，他覺得有什麼用呢？他自己不過就是一個高中生吧。他就是師範學校畢業。那他成為全國的最高主宰了。他認為為什麼你們還要讀社會科學那麼多東西呢？當然學制可以縮短。既然那些東西學了沒有用，那學制當然可以縮短。
縮短學制 的確，在毛澤東教育革命的主張中，縮短學制是重要內容之一。毛澤東在1964年就說過：「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制可以縮短」。 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發出所謂的「七.二一指示」，再次顯示他輕視大學文科和希望縮短學制的觀點，而且提出了招收大學生的新方法。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於是，中國的大中小學開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在學制上，中國將小學從6年縮短成5年，中學從6年縮短成4年。大學從4年縮短成3年。
招生重出身 從1970年開始，中國高等院校陸續招生開學。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招收「具有相當於初中畢業以上的實際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因此這些人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或者「工農兵學員」。 招生時強調政治。據1971年5月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7所大學當年招收的將近9000名工農兵大學生的統計，出身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其他勞動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占0.2%；黨員占46.2%，團員占38.1%，非黨團員占15.7%。
官為子女謀幸福 招生辦法是「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相結合」。由於「領導批准」具有決定性作用，為日後「走後門」打開了方便之門。當年的重慶下鄉知青、美國海因波特大學歷史學教授鄧鵬博士說： 「我就找到我們廠子裡一個主管教育的書記，說聽說大學要招生了，要考試。我來廠子裡面已經將近兩年了，我說我希望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去考一下。如果考上，我一定學好了過後回來回報廠子裡對我的培養。他就說：「讓我們研究研究吧。」那一年，他的女兒上大學去了，廠長的女兒上大學去了，還有那些廠的幹部上大學去了。」 記者：你是說廠的幹部的子女？ 鄧鵬：對，就是。你說推薦，他們不推薦他們的子女，推薦誰呢？當沒有「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時候，你就給人的私心開了一大道方便之門。那也難怪他們，誰不愛自己的子女？誰不想自己的子女成龍成鳳？我們這種人，這種機會是沒有我們的。你背著這個家庭出身的黑鍋，揹負著原罪，這個罪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永遠永遠也贖不了的。像這種情況不是一個兩個。
鄧小平走毛澤東的後門送女兒上學 官員的子弟，尤其是高級官員的子弟很多成了工農兵大學生，甚至包括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和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這些當年還沒有「解放」的高級官員的子弟。 鄧榕就在回憶錄中說：父親多次向中央提出請求，爭取讓我和飛飛上大學，讓孩子們受到高等教育。我和飛飛這次能夠上學，完全是父母親努力的結果。在當時，要想上大學可不容易。所謂「推薦」和「選拔」，是有許多的條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現好，還要和領導關係好等等。實際上，很多人都是想盡辦法去「走後門」、拉關係，才能上得了學。我們自己開玩笑，我們上學也是「走後門」，而且走的是毛主席這個最大的大「後門」，否則，憑我們這樣「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遠農村插隊，根本不可能上大學。 在毛澤東的關照下，鄧小平的女兒鄧榕1972年進入江西醫學院學習，是那裡的第二批工農兵大學生。鄧小平復出之後，鄧榕又轉到北京醫學院學習。 這種「呼風喚雨」的能力，只有少數高級官員才能夠做到。
毛澤東走後門 實際上，毛澤東本人在當時就先後將十幾個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女青年送入大學學習。他還特別阻止四人幫批走後門，說「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 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他竟然對四人幫說：「走後門這樣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在內。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我說你們去上學。她們當了五年工人，現在送她們上大學了，我送去了，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得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 即使是來自農村的學生，多數人也並不是普通農民的子弟。當年的一位工農兵大學生說：「基本上都是農村的公社幹部或者什麼幹部的子女占多數啊。那個比例當時比較多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小學學歷者上大學 大學招生取消了文化考試，而且規定初中文化程度就符合條件，因此學生入學時的文化程度很低。據北京市當時的一個報告說，北京市11所高等院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當於小學程度的占20%。 1972年進入四川師範大學外語系的工農兵大學生郭家政說：「高中生特別少，初中生多，還有小學生。所以成績參差不齊。」 另一位當年的工農兵大學生說：「當時我們那個年級是三個班，是按照文化程度來分班的。我們那個班基本上是高中生，還有一個班是中間那個班，就是初中那一段的。還有一些就是剛好上中學，那些人是小學畢業的，成績是比較差的。」
如此學習 當時大學的課程有三個主要內容，即：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同時，學生們都要參加生產勞動。 當時，工農兵大學生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1970年7月，文革派提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的新方向，「必須批判資產階級」，「革命大批判...是教育革命的一門主課」。要拋棄舊的教材和教學方法。「堅持把政治教育作為一切教育的中心」，「堅持以階級鬥爭為主課」。 在這種方針的指導下，專業知識學習一減再減，造成學生知識貧乏，水平較低。1973年入學的這位工農兵大學生說： 「工農兵學員就應該是到工廠、農村去實習。當時也把我們弄到下邊去支農，然後又到工廠裡邊當工人。總之耽誤了很多時間。那麼學習呢，也不考試，然後「批林批孔」，然後又「反擊右傾翻案風」，作業呢，也隨便你作不作、交不交都行。寫批判稿的時間很多。反正沒有學多少東西。」
交白捲成了英雄
說到學習不考試，不能不提到當年「大名鼎鼎」的反潮流人物張鐵生。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試圖「整頓教育」，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中試行推薦和文化考試相結合的方法。 女工農兵大學生：「全部到縣裡邊去考，還是推薦以後。推薦的是5個人還是4個人裡邊上一個。」 當時的文化考查非常簡單，而且考試的時候可以看書。但是遼寧省下鄉知青張鐵生的物理化學考試只得了6分。張鐵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便事先準備了一封信，在考場上把信抄在試卷的背面。 他在信中一方面聲稱工作忙，為了集體利益，沒有時間複習功課，同時表示「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法外的浪蕩書獃子們」「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 在另一方面，他又說上大學是他「自幼的理想」，並且用央求的口吻說：「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考試之後，張鐵生還四處找關係「走後門」。 但是毛澤東的侄子、當時中共遼寧省委書記毛遠新看到了他這封信。他和文革派一起指責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是對教育革命的反動」，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江青稱讚張鐵生「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 張鐵生不僅上了大學，還入了黨，成為遼寧省朝陽農學院的領導人物和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人們後來稱他為「白卷英雄」。 結果，大學招收進行文化考試在第一年試行時就腰折了。高校中的考試制度也廢除了。 在文革前，毛澤東就曾經指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多招一些貧下中農子弟，初通文字，有小學程度，就可以上共大。」 毛澤東的關心和讚賞也使江西共大得到文革派的特別青睞。文革中曾經以江西共大的辦學過程為素材拍攝過一部電影《決裂》，用來配合工農兵上大學的教育革命。
毛澤東以特例否定規律 毛澤東在1964年還曾經以孔子、李時珍、富蘭克林、瓦特和高爾基等古今中外名人都沒上過大學為例，說明成功未必要經過正規教育。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你不能按照一個突出的天才反過頭來要求改造整個培養人才的制度。毛澤東是以個別出現的天才，或者我們說的『怪才』反過頭來要求按照他們這些奇怪的人，天才來改造整個教育制度，這個是不可能的......他舉出的是百分之99點99以外的。所以他就離開了普遍性。他把整個制度給搞亂了。你說美國的比爾.蓋茨，不是哈佛(大學)都沒有畢業嗎？我們是不是因為比爾.蓋茨的成功而把哈佛(大學)給廢了呢？不能因為有一個人哈佛(大學)輟學了，他成功了，就認為哈佛(大學)不要讀了。所以他是要用一些特殊的東西來改造普遍的東西，那個是荒謬的。」
國失人才 從1970年四萬兩千人入學，到1976年，中國一共招收了94萬工農兵大學生。據中國的統計，文革10年，中國少培養大專畢業生100多萬人，中專生200多萬人。因此造成中國在文革後一度嚴重短缺高、中級專業人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的時候，在毛澤東公開鄙視知識份子的時候，各級實權人物卻紛紛通過關係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大學，成為新的知識份子。......
12屆考生同赴考場 文革結束一年以後的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和原來的大學學制，文革10年積壓下來的570萬考生參加了這次高考。 在文革以後的1980年11月，曾經聞名全國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不顧自己「輝煌的過去」，「隱名埋姓」，把校名改成了江西農業大學。 毛澤東這場荒誕的「教育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始，無聲無息地告終了。
（本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