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存在的女嬰 朱莉（圖片來源：北京之春/朱莉，受訪者提供）
【看中國2025年5月16日訊】5月的美國，特意為媽媽們設立了一個節日。
為人父母本是天賦的人權，而中共統治下從80年代開始就執行了嚴酷的「生育革命」。
追究其原因是中共取得政權後在即將耗盡革命的合法性資源前，不能在經濟和民生方面盡快彌補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它面臨著遭遇合法性危機，而這正是中共在文革之後面臨最緊迫的現實。文革及之前的階級鬥爭嚴重拖垮了中國經濟，使幾億民眾在解放幾十年後連基本的溫飽都未能解決。周邊國家特別是香港和臺灣原本起點跟大陸差不多甚至不如大陸，但如今民眾生活都比大陸要好得多。正是在這種強烈對比形成的壓力下，文革結束後，中共在發展經濟上有一種急迫感，由此才會飢不擇食地提出「洋躍進」計畫。
當時的認識是，要迅速地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抑制人口增長，將過多的人口降下來。而在70年代末，人口相對處於一個生育高峰。
可以說，正是此種執政合法性困境逼得當時鄧小平等核心領導人在人口上做文章，以圖在一個短時間內能夠解決民眾的溫飽問題，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贏得民眾對其領導下的中共執政的認可和支持。而中共的決策層就「一拍腦袋」決定了推行「一胎化」政策，全國大範圍施行結紮絕育，強制墮胎來向上級邀功。
這期間，中共災難性的製造了許多人間慘案。
此封面為朱莉的父母和死去的哥哥合影，而朱莉不在其中（圖片來源：北京之春）
記者遇見朱莉的時候，她向我說起了自己的這段經歷。
朱莉：「1994年，我出生在中國河南省開封杞縣的一個普通農村家庭。那一年，我的哥哥七歲。對於別人來說，那年不過是尋常的一年，可對我的父母而言，那一年注定是他們命運徹底改變的轉折點——因為我的到來，他們成為了「逃犯」。
那是一個鐵與血交織的年代。中國的計畫生育政策在九十年代達到了極端，地方政府層層加碼，嚴厲執行，對「超生」家庭進行嚴酷打擊。對國家來說，我是「多餘的人」，是違反命令的「產物」，如果中共知道了我的存在，我還在娘胎裡時，就命令計生委將我強行「清除」；而對我的父母來說，我卻是他們生活中的希望，是他們艱難命運中最溫柔的期盼。
從母親懷上我那天起，家中便陷入了恐懼與掙扎。母親小心翼翼地隱藏著懷孕的肚子，每天都活在不安和噩夢中。她不敢去醫院產檢，不敢與鄰居多話，甚至不敢在白天出門。她知道，一旦被人發現，她可能不僅會被強制引產，連全家都將陷入劫難。
她躲了起來，在我出生的那天沒有哭聲，沒有慶賀，沒有親友團聚，只有緊閉的門窗和深夜的寂靜。母親在親戚家的一個偏僻角落，悄悄地把我帶到了這個世界上。她生怕我哭出聲來會招來禍端。那一夜，她忍著劇痛咬著被角，把我生了下來，然後把我緊緊摟在懷裡，淚水悄無聲息地滴在我的額頭上。她明白，從此以後，這個女嬰將成為她生命裡最深的牽掛，也是她必須拚死保護的秘密。
從那一刻起，我就不是一個「不存在」的人。沒有戶口，沒有名字，在政府的檔案中，我是一個從未存在過的孩子。母親抱著襁褓中的我四處躲藏，不敢回家，只能寄住在不同的親戚家，白天躲在床底或閣樓，晚上才能透口氣晒晒月光。父親則四處奔走，尋找能容身的地方。
1995年春節，我不到1歲，父親實在不忍母女在外受苦，冒險將我們接回老家過年。可沒想到，返家的途中被鄰居看見，告發到了計生辦。那天晚上，天剛黑，計生辦的人就帶著幾名村幹部衝進了家門，要將我和母親帶走。父親情急之下，與計生人員發生衝突，失手打傷了其中一人。奶奶抱著我拚命護著不放，淚流滿面，聲嘶力竭；母親被幾名婦聯幹部強行拖走，幾天後被迫做了節育手術，終生留下病痛。
為了逃避更嚴厲的追責，我們一家被迫開始了逃亡。沒有身份證明、沒有戶口、無親無靠，父母帶著年幼的我和哥哥離開了家鄉，踏上了南下的列車。我們輾轉到了廣州，又去到了海南海口。
在海口，我們一家四口蝸居在一棟破敗的爛尾樓中，樓裡沒有水電，四處透風漏雨，屋外是洶湧的颱風季節，屋內是我們一家相依為命的孤島。每當颱風來臨，我們就像螞蟻搬家一樣躲進又濕又冷的地下室。地下室裡牆壁滲水，空氣潮得令人喘不過氣，可只要一家人能躲在一起，那就是我們心中最溫暖的堡壘。
白天，父母出去打零工，做著最髒最累的活，修下水道、刷牆、搬水泥，只為掙幾個勉強餬口的錢。我和哥哥留在家中照顧彼此，我四五歲，他也不過七歲，卻早已學會如何生存——洗衣、做飯、照顧我這個「不存在的妹妹」。到了夜晚，爸媽就帶著我們去街頭翻垃圾桶，找可以賣錢的廢品。那時，我以為所有孩子的童年都該如此，以為深夜裡的垃圾堆，就是人生的課堂。
哥哥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和守護者。儘管生活艱難，他從不抱怨，總會在夜裡輕輕拍拍我，說：「妹妹別怕，有哥在。」但命運卻殘酷地奪走了這個溫柔的少年。
2000年，一個夏日的午後，我們在海邊玩耍。一個年幼的孩子不慎落水，哥哥毫不猶豫地跳下海救人，卻因年紀太小、體力不支，最終與那孩子一同沉入海中。那一刻，我的人生陷入了永恆的黑夜。
哥哥的離開幾乎摧毀了我們這個家庭。母親日夜以淚洗面，父親徹夜不眠。沈重的打擊壓得他們喘不過氣，父親常常坐在樓頂抽煙，眼中寫滿了悔恨：「如果不是為了逃計生辦，我們根本不會到這裡來吃這些苦……我的兒子，也不會死啊……」
因為哥哥的去世，我就成了父母唯一的孩子，父母決定最終回到河南老家，希望可以重新開始。可沒想到，等來的不是平靜，而是另一場災難。
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屋外風雪交加。飯後不久，幾名警察突然闖進家門，不由分說將我父親帶走。第二天清晨，母親悄悄將我送到奶奶家，便匆匆離開。幾天後，我才在醫院見到父親，他的胳膊吊著石膏，臉色蒼白憔悴，整個人像是瞬間老了十歲。母親告訴我，警察是為追究父親當年打傷計生辦人員的「舊賬」。在派出所裡，父親怒罵他們不是人，把我們這些年在外流亡的苦難傾訴出來，結果遭到了毒打，胳膊被活活打斷。
他們對我母親說：「交一萬元罰款，否則人我們不放。」那一年，常年的流浪，我們連溫飽都成問題，一萬元幾乎是天文數字。母親四處求助，借了幾乎所有能借的人，才終於把父親從派出所「贖」了回來。
這就是我的童年。我在世界上的一刻，就是「不存在的孩子」，我的整個幼兒時期從未享受過一天合法存在的權利，但我的生命是用父母的血淚和哥哥的犧牲換來的。在時代的洪流中，我只是千千萬萬個被碾壓的小人物之一，但我永遠記得，那個在黑暗中抱緊我的母親，那些在風雨中為我遮擋一切的手，還有那個為別人而犧牲的哥哥。如果不是中共，我也不會家破人亡。」
記者：「你自己如何看待計畫生育？」
朱莉：「計畫生育是一場滅絕人性的屠殺。而現在我終於可以站出來講述這一切，是為了控訴中共的殘暴，更是為了記住——記住那些為了一個中共統治下的「非法生命」而拼盡一切去愛的父母，記住那個在沒有陽光的童年中，仍舊用溫柔護我長大的哥哥，記住那些在歲月深處被埋葬的傷痛與堅強。也是喚醒我要結束中共暴政的一切。」
記者：「是什麼讓你來到美國？」
朱莉：「因為計畫生育，小時候那些痛苦的經歷，一直影響著我的生活直到現在，後來我翻牆看到8964，共產黨迫害法輪功學員，迫害西藏，以及共產黨統治的真相，我知道了更多共產黨的邪惡行為，大概是2015年的時候我想要盡早離開中國，2019年底—2023年初武漢病毒封城期間，中共又一次對普通百姓的控制打壓迫害，讓我對這個政黨徹底絕望，2022年10月因為說了一些關於核酸檢測數據造假的言論，我先生被中共防控工作人員毆打致腦震盪，這件事之後我下定決定離開中國。」
記者：「到了美國，覺得如何？」
朱莉：「在美國我做了很多以前想做卻不敢做的事情，參加了很多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也見到過不同族裔為爭取自己的利益遊行抗議，這讓我感受到了這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對居民的包容和對生命的尊重，這在中國是想都不敢想的。」
願以此採訪，獻給曾經無數像朱莉的家庭一樣被制度逼入絕境的家庭——你們是中共所虧欠的人民，而人民應該站起來，結束痛苦的源頭，結束中共的獨裁統治，清算在每一個家庭的慘案。
願，每一位過去現在未來被傷害的人與家庭可以免於如此恐懼，免於被中共政府系統性的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