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革命事業」，共軍打劫老百姓。（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幾年前，網路流傳一個段子，說的是中共現在搶錢的七種手段，具體包括：
一、印錢，這叫「貨幣發行」；二、讓掙錢的人交錢，這叫「抽稅」；三、讓花錢的人交錢，這叫「納稅」；四、把別人的錢集中起來花，這叫「財政」；五、想掙錢的人必須經中共許可才能掙錢，這叫「牌照」；六、過路人必須留下買路錢，這叫收「路橋費」；八、不按以上方式玩的靠邊站、抓起來，這叫「政策法規」。
還別說真是入木三分。不過，與之前中共赤裸裸的搶錢相比，中共現在的搶錢方式還加了些許遮羞布，但本質是一點沒變。現在很多中國人不知曉的是，中共從其1921年建立起，直到中共1949年篡政，發展壯大的經費除了來自蘇共主子主導的共產國際給的外，就是靠騙、靠勒索、靠搶，靠種植販賣毒品鴉片。
陳獨秀承認蘇聯給中共提供經費。（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比如1923年，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曾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蘇聯的檔案資料也顯示，中共在1928年的「六大」後，蘇俄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每年在60萬元以上。
此外，2011年5月1日發表在《湖州晚報》上的作者為徐元宮、題目為《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一文，除了重申中共成立初期活動經費主要來源於共產國際外，還依據俄羅斯解密檔案和當事人回憶，披露了經費的來源，包括掠奪來的珠寶、鑽石等。
比如2011年5月6日，中共《人民日報》官方網站刊登了一篇題目為《陳毅述紅軍籌款祕訣：貼條子勒索豪紳不給錢就燒房子》的文章，這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於1929年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書面報告。報告稱，1928年初，毛上井岡山後，因國軍不斷圍剿導致給養困難，因此逃離井岡山，四處遊蕩。每到一地，毛的紅軍都要張貼標語，宣傳共產思想，同時向當地富戶「籌款」。
文章稱，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分出在富戶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身上。籌款的方式有：
一、城市籌款。紅軍在城市，召集商人代表（拒絕與商會接洽），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紅軍每寫信到臨縣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
二、勒索富戶。如果沒抓到富戶或其家人，就估計其房屋價格並在其房屋上貼一張罰款的條子，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燬，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警告。據說，這個方法很有效，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
三是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一到其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此外，獎勵來報告富戶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
在2002年中共地方黨委編纂的《薌江風雲》一書中也記載了中共紅軍對商戶、富戶的勒索。1932年毛隨紅軍東路軍入閩，打進漳州後，紅軍負責籌款的毛澤覃提議按資金多少來定「捐款」數額，由商會評議，定出各途（行業）商戶應「捐助」的數額，指派專人收集，每日集中點繳。籌款人員持紅軍發的證件上街，確保人身安全。「捐款」的商戶，紅軍發憑證，上寫「籌款交清，給予保護」八字，貼在店門口。此舉與土匪、黑社會收取保護費並無兩樣。
李先念到處綁票富人。圖為1963年的鄧小平、李先念、周恩來。（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九評共產黨》也披露，曾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李先念，當年就率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裡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還有在中共黨史上，被中共前黨魁毛澤東稱為「飛將軍」的黃公略，曾盤踞在湘鄂贛一帶。臺灣史料顯示，黃公略在湘東二年，殺人不下五萬，每攻破一座城，就盡掠富農商人小資產者而走，苛其刑罰，限期勒索，但無論是否收到贖金，人質都要被殺死。
今天要說的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近八十年前，中共地方武裝居然因為缺錢，直接搶劫銀行，而且中共黨史不以為恥，還公開炫耀，被搶的銀行也成為了紅色旅遊景點。能如此不知羞恥的，中共應該是天下獨一分。
這樁武裝搶銀行的事件發生在1944年的福建莆田，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莆田系醫院」的老巢。根據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共閩浙贛邊區史》中所載的「奇襲涵江交通銀行」部分，可知1941年到1943年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閩北根據地連續發動了三次圍剿，打得中共地方勢力是無處藏身，經濟出現了困難。1943年冬，中共福建省委從閩北轉移到閩中。
光靠什麼主義和口號，沒有錢，沒有糧食，中共就無法招兵買馬，無法生存下去。而且在中華民國轄區內，中共福建省委也不敢公開籌款、勒索富戶。怎麼辦？搶銀行！
1944年1月16日，福建省委針對國民政府的圍剿，發出了《關於目前形勢與我們的具體對策》的指示，要求在全省範圍內進行全黨動員，組織武裝力量，準備開展游擊戰。省委書記曾鏡冰在整風會議上布置會後兩個月的工作計畫時，再次提出了打通全省交通線和籌錢籌糧的兩大任務。
中共搶劫犯之所以將目標定在銀行，是因為2月，中共福建省委獲得情報稱「國民黨中央要派人到莆田涵江銀行查庫」。於是省委指示閩中特委要把握時機，儘可能襲擊涵江銀行。
涵江是莆田歷史上的商貿重鎮，有「小上海」的美譽。它位於木蘭溪下游平原，瀕臨興化灣，商貿發達，也是福州經莆田、泉州到達廈門、廣東的重要交通要道。涵江交通銀行位於莆田市涵江區涵西街道保尾路23號，1997年在舊城改造中被拆毀。在同一條街上，還有「中國農民銀行」和「福建銀行」。
中共福建省委「搶銀行」的命令下達後，閩中特委書記黃國璋與閩中特委副書記蔡文煥等人反覆討論如何襲擊銀行，而且要在國民政府要員來查庫前行動，名義是「向國民黨銀行拿錢」。那麼，中共為何要選擇突襲交通銀行呢？
原來，彼時駐紮在涵江的中華民國武裝部隊有省保安團、鹽兵大隊、縣自衛隊和警察600多人，大多駐紮在涵江街的東頭。此外還有便衣四處活動。三家銀行中只有交通銀行駐紮在西街道保尾路上，離國軍的駐地偏遠。中共需要趁其不備，來奪走交通銀行的庫銀，這與不少劫匪的行動一樣。
根據莆田市委黨史研究室的資料和相關會議回憶文章，這次搶劫有內鬼相助。這個內鬼就是在銀行工作的地下黨員蔡木耳。中共閩中特委先派蔡木耳利用在銀行的合法身份，掌握銀行的營業時間、金庫位置、行警人數、行長的長相等內部情況。在拿到相關情報後，特委分析研究後認為無法強攻，只能偷襲。
於是，在1944年2月29日下午，黃國璋化裝冒充成國民政府稽查大員，穿著國軍軍官服，拿著名片，坐在竹椅上，由兩名游擊隊員賴起隆、蘭炳雄化裝成「轎夫」抬著轎子招搖過市。其他人也穿上預先準備好的國軍軍服，跟在後面大搖大擺到銀行突擊稽查。
與此同時，另一波人蔡文煥等冒充換匯票的客戶提前混入銀行，還有4人埋伏在市中心靠近銀行附近的一家飯店中，負責監視和阻擊從東面救援的國軍，游擊隊員黃梅英負責擔任兩邊聯絡。
下午4點半，銀行鐵門剛剛關上，職員們正在緊張有序結帳時，這時從小門混入銀行的蔡文煥等人出其不意地下了兩名行警的短槍，並命令他們抱頭蹲在牆角不得出聲，否則當場擊斃。行警嚇得不敢出聲只得聽命。
之後，黃國璋在銀行門口下轎後，帶領一乾土匪入內，兩名「轎夫」則守住小門，不准任何人入內。一進銀行，游擊隊首先全部拔掉行內所有電話線，然後拔出短槍對準行長的腦袋，命令其打開金庫保險櫃，在黑洞洞的槍口下，行長不得不打開保險櫃。中共土匪們迅速把保險櫃內貨幣和黃金一併裝入預先準備好的麻袋裡。
在搶完錢後，黃國璋還裝模作樣地訓斥銀行職員，說什麼國軍不抗日，卻在發國難財，他們是「閩中抗日游擊隊，這次是奉命來提取抗日經費的」。這自然是中共的謊言，不過是為自己如土匪般搶錢，找個好聽的說辭罷了。
隨後，中共土匪們撤離，而他們共搶劫了法幣470多萬元，黃金20兩，可謂是滿載而歸。為了安全起見，黃國璋等人將這筆巨款埋在菜溪園宅聖公林一個叫林棋椿的農民的牛欄裡，林棋椿的表哥岳文獻是游擊隊員。
關於搶劫銀行的中共土匪具體名單，中共黨史資料也有不同記述。如有資料顯示蔡文煥並未參加行動。因為他時任閩中特委副書記，按照中共規定，他不能和特委書記黃國璋同時參加有重大危險的緊急行動，以防被敵「一鍋端」。之所以資料有誤，有文章說是參戰者年事已高記憶不清，一些文史研究者以訛傳訛。但不管是否參加，參加謀劃且與搶劫者同流合污，不是土匪還能是什麼呢？
國軍聽說銀行被搶劫後，很快派兵圍剿中共福建省委在青溪和高陽的兩個駐地，但終究是一無所獲。至於搶劫來的錢，則被中共土匪們用泥土搓磨做舊，然後分發到各地做經費。
後來，中共福建省委還特地舉行了一次土匪慶功會，表彰閩中黨組織，稱：「這在我省游擊戰史中，還是頭一次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它解決了黨組織在經濟上所面臨的困難，為發展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應該是為中共禍國殃民的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哪個朝代，搶劫都是觸犯法律的。按照中共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搶劫銀行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昔日中共土匪們搶劫了那麼多錢，都應該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不過，中共卻將曾經的醜行當成光輝事跡炫耀，還將被搶的銀行作為紅色旅遊景點，洗腦國人，真真是不要臉到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