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129師領導人合影。左起李達、鄧小平、劉伯承、蔡樹藩。（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86年10月，劉伯承辭世後，82歲高齡的鄧小平發表《悼伯承》一文，說：「我們在一起工作……前後共事13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人們習慣上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這一「真情」表白，多麼令人潸然動容啊。
中共宣傳把鄧小平塑造成最高指揮員，把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的129師及後來的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的戰績人為誇大，掩蓋了許多歷史問題。劉伯承與鄧小平曾長期被塑造成「親密戰友」的形象，二人攜手征戰沙場，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赫赫戰功。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發現二人的關係遠非宣傳中的「黃金搭檔」。事實上，劉鄧之間曾有的矛盾長期是談論禁區。早在1947年大別山戰役期間，二人就已在軍事戰略、指揮權威及個人政治立場等方面產生深刻分歧。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劉伯承等開國將領遭受嚴重批判，文革後也未能獲得平反，而主要根源在於當年主持會議批判劉伯承等人的負責人——「好搭檔」鄧小平。劉伯承的子女在多年後公開談及這一問題，進一步揭示了這段歷史背後的複雜政治博弈。
「千里躍進大別山」？劉鄧千里分歧大矛盾
劉伯承和鄧小平矛盾始於大別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劉鄧二人的矛盾始於中共黨史上大肆宣揚的所謂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
1947年6月，毛澤東指示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南渡黃河，直插國民黨腹地大別山，威脅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和武漢。在國軍重點進攻的陝北、山東之間的兵力空虛地帶，由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率部隊「避實擊虛」。毛澤東的設想是通過這一行動迫使國民黨分兵，從而減輕陝北和山東的軍事壓力。然而，劉伯承和鄧小平在如何執行這一戰略上產生了重大分歧。
劉伯承認為，共軍的兵力有限，且在國軍重兵圍堵下，貿然進入大別山可能導致孤軍深入，陷入被動局面。因此，他主張採取穩紮穩打的戰術，先在中原地區建立穩固根據地，再逐步擴大戰果。
然而，鄧小平則主張堅定執行毛澤東的既定方針，即迅速進入大別山，不惜一切代價開闢解放區。鄧小平的態度一方面基於他對毛澤東戰略的絕對服從，另一方面也與他的個人權力考量有關。鄧小平希望在軍事決策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更傾向於執行「主動進攻」的戰略，即使這意味著承受巨大風險。
由於二人難以在作戰方式上達成共識，矛盾開始顯現，甚至傳出二人關係緊張到「不一起吃飯」的地步，顯示出指揮層的裂痕。
事實證明，晉冀魯豫野戰軍進入大別山後，由於補給困難、地形陌生，以及國軍的重兵圍剿，劉鄧部隊迅速陷入被動。糧食短缺、戰鬥損失慘重，劉伯承、鄧小平不得不改變戰略，轉入游擊作戰。
戰役受挫後，劉伯承深感痛惜，他在軍中曾表示：「要是當初穩紮穩打，我們可能不會陷入如此困境。」然而，鄧小平並未認錯，而是堅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在軍內強調「勝敗乃兵家常事」，並將戰役受挫的責任歸因於「客觀環境」。
劉伯承後來回顧說：9月份在商城、光山，「這三次作戰，打得都不夠理想，沒有全殲敵人……再加上群眾未發動，政權未建立，糧食要自己籌，傷員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沒有可以休整的時間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隊一時呈現出疲憊和紀律鬆弛的現象。有些幹部，打起仗來顧慮重重，錯過了一些殲敵的機會」。
此外，據當時擔任鄂豫四分區的地委書記和政治委員的李友九回憶，中央工委書記劉少奇要求：進軍大別山的共軍，必須在半年內，在「新區」完成土地改革。劉鄧在大別山區搞的土改，不僅未能組織起農民群眾的擁護力量，反而激發地主的拚命反抗，結果，反倒是追剿劉鄧部隊的國軍得到地主的自覺支持。
後來，鄧小平不得不為此寫檢討。「鑒於我們以往在新區所犯的急性病的錯誤，脫離了群眾，孤立了自己，在對敵鬥爭與確立根據地的事業上，造成了許多困難」。鄧小平還提到侵犯中農和工商業的問題，還有摧毀舊政權卻沒有建立有效的新政權的問題，打土豪、分浮財對於軍隊供給帶來的困境，種種錯誤最終合成了一個惡果：把舊統治階級成員強硬地驅趕到國軍一邊，卻沒有為自己造成一個穩固的政治基礎。
更令劉伯承不滿的是，鄧小平在軍隊內部壓制不同聲音，強調必須無條件服從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劉伯承私下對親信表示：「如果勝仗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那麼敗仗豈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失敗？」這句話雖未公開發表，但已傳至鄧小平耳中，二人矛盾進一步加深。
到了1948年3月，在不斷被動挨打的情況下，劉、鄧就留在大別山，還是出大別山，發生激烈爭吵，劉伯承與鄧小平間越發水火不容，劉不忍部隊日漸縮小，幾無戰鬥力，提議走出大別山。鄧小平則強調堅持中央方針。兩人爭吵之際，劉伯承索性提出分兵：兩人各帶隊伍行動，自己出大別山，到豫西去；鄧小平則依舊留大別山。意見反映到中央，毛澤東只得同意。結果證明劉的意見是正確的，鄧小平後來也只得出來了。劉鄧率12萬大軍進大別山，最後只剩6萬人出大別山。究竟是挺進大別山還是敗退大別山？「千里躍進大別山」不過是劉鄧千里分歧大矛盾倒是真的。
後來劉、鄧爭吵得越來越厲害，以至於毛澤東不得不調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去調解。《一個老兵心目中的陳毅元帥》一書專門談到這個情況：1948年，陳毅從華東野戰軍調到中原野戰軍任職前，毛澤東對他說：兩個四川人吵架，你這個四川人去勸勸。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劉伯承的政治危機
1958年，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反教條主義」，但實際上成為針對劉伯承等老將領的批判大會。會議由鄧小平主持，他在會上尖銳批評劉伯承，指責其「思想僵化」「教條主義嚴重」，並將大別山戰役的失利部分歸咎於劉伯承的「保守戰術」。
在鄧小平的引導下，會議形成對劉伯承的全面批判。劉伯承深感委屈，然而，在政治高壓之下，劉伯承最終選擇沉默，並被逐步邊緣化，失去對軍隊的指揮權。
劉伯承生前未獲平反的背後
鄧小平不給劉伯承平反。圖為90歲的劉伯承。（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文革結束後，許多在政治運動中被批判的老將領陸續獲得平反。然而，劉伯承的平反問題卻遲遲未能推進，主要原因在於鄧小平的堅決反對。一直到劉伯承1986年去世，中央軍委主席實權在握的鄧小平都沒有給他平反，劉伯承只剩一隻健康的眼睛不知如何能閉上。
1980年代初，楊得志、張震等高級將領曾多次向鄧小平請示，希望為劉伯承恢復名譽。然而，鄧小平的態度冷淡，鄧小平說：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張震說：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只有到此為止了。（《將來可入正史的粟裕秘聞》第14則）。鄧小平的話直接表明瞭他對劉伯承的批判立場，也阻礙了劉伯承的平反進程。
劉伯承的家人曾在公開場合提及父親的遭遇。劉伯承之子劉太行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父親晚年也未能等到平反。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劉伯承1958年在軍委擴大會議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後就（黨內）公開化了。」
劉伯承的女兒劉彌群曾說：「那次反教條主義，對我父親打擊很大，他沒有想到，因此非常震驚，特別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車上北京做檢查前就有幾天晚上沒睡好覺，在火車上又一夜未眠，眼壓高達73度，就這樣帶病被架到懷仁堂做了檢查。但是他從來沒有給我們這些孩子們說起這些事情，這是組織紀律性問題。但是幾十年後，彭德懷的侄女彭剛曾給我們家帶過話說，彭總晚年對那次反教條主義感到後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親道歉，但是讓你父親到懷仁堂做檢查，彭總當時是不同意的，那是鄧小平的意見。」我本人根據所經歷事情相信此話。
我父親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沒有平反。我母親提出，在我父親蓋棺定論前，一定要請組織給我父親平反，她說，這不是劉伯承一個人的問題，這是關係到跟我父親一起工作的許多同志的問題，關係到今後院校工作怎麼搞的問題。當時我母親還說，全國連胡風都平反了，為什麼不給我父親平反。我們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親的意見，後來卓琳阿姨給我們打電話，叫我們做好母親的工作，要聽中央的話，就是讓我母親不再提平反的事。當時我們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1985年開軍隊院校會議前，張震和楊得志兩位領導同志感到軍隊只提革命化是不夠的，需要提現代化和正規化。給劉帥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們兩個人親自向鄧小平匯報，請示給劉帥平反事，鄧沉默許久後說：「我就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的小組長！」他們兩人無言以對，鄧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此外，劉伯承的家人還透露，劉伯承在晚年時曾感慨道：「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學會『政治』。」這句話道出了他的無奈，也映射出當年政治鬥爭的複雜性。
一個來源於日本學者透露的消息被國內媒體以《劉伯承給華國鋒的「特殊遺囑」否則不進八寳山》報導出來，中心意思是劉伯承要鄧小平在他死後致悼詞。然而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卻闢謠說：「大家都知道，劉伯承是在301醫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過誰來當追悼會主持人的問題。」
長期以來，由於「黨史宣傳」的需要，劉伯承和鄧小平的關係被刻意美化。然而，事實表明，二人的矛盾根深蒂固，並在政治博弈中不斷加劇。劉伯承因堅持自己的軍事觀點而被批判，最終在鄧小平主導下未能生前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