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就業難，工作壓力也大。（圖片來源：WANG ZHAO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2月11日訊】輕鬆講課，講完就沒啥事了。」懷著這樣的心理，李莉於2022年9月以講師身份踏入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的大門。
當時，她簽訂了為期五年的服務合同，並在當地購置了房產。高校一次性給了20萬元的安家費，稅後到手17萬元。然而進去後，她的真實感受卻與想像的差距甚大。
工作僅第二年，李莉便萌生了離職的念頭，因為申請自然科學基金、擔任班主任、兼任教學秘書，甚至還要協助其他老師的工作，「忙得都快分裂了」。
這份工作非但沒有給她帶來任何成就感，反而讓她的健康狀況亮起了紅燈，「有時候心臟一陣陣疼痛，真怕自己哪天就猝死了」。父母見狀，也支持她辭職。
2024年9月，李莉掏空家底，退還了20萬元的安家費，並支付了10萬元的違約金，辭去了高校的工作。
與李莉相似，梵谷、劉燁、林昊分別在不同時間進入了「985」或「211」高校的科研崗位。然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在入職不到三年、服務期內主動辭職。離職前他們均完成了前期考核，甚至對林昊來說，項目、經費都不差。
因為，困著他們的不僅僅是「非升即走」（在部分高校中存在的青年教師到副教授階段達不到考核要求就不再續聘）的壓力，還有各種複雜、不透明的規章制度。
「學校的制度越來越複雜，操作系統也越來越繁瑣，老師的可行性空間越來越低。」李莉告訴記者。
01
放棄高薪offer，一心入職高校
進高校之前，李莉和梵谷均收到了知名企業的橄欖枝。
博士畢業後，兩家知名生物科技企業向李莉開出了2萬多元的月薪，其中一家額外提供67萬元的股權。然而，她更嚮往高校老師的自由與輕鬆，「看人家高校老師多自在，上幾節課就能開著小車出去玩了」。
最終，她選擇了月薪1.1萬元的高校教職。
2019年，即將博士畢業的梵谷收到了兩家網際網路大廠百萬年薪的邀請，但2020年突然的疫情打亂了她的計畫。在家期間，她思考著「什麼是我真正想要的」，最後的答案是「時間自由」。
梵谷認為，如果去網際網路大廠，她的時間會受到約束。「如果去高校，時間就是自由的。」因此，她去到一所「985」高校任教，年薪在25萬—30萬元之間。
劉燁則一心想要進入高校，從未考慮過企業。在他看來，高校工作輕鬆且體面，「企業完全是壓榨勞動力的」。
林昊在博士後出站時，本有機會在國外獲得教職。2016年底回國期間，國內多所高校向他展示了誠意。其中一所「211」高校向他承諾提供正教授職稱、獨立課題組、獨立實驗室、招生資格、解決配偶工作、政策上的傾斜以及年薪15萬元等優厚條件。
2017年4月，他通過省裡的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入職了西南地區的一所「211」高校。然而，他實際的待遇與當初談判時被承諾的完全不同。
剛入職時，他只是講師，並挂靠其他課題組。第一個月，他收到了5000元的工資。「咱們學校的工資是一個月發兩次嗎？」他好奇地向同事詢問。同事驚訝地看著他，回答「一個月就一次」。
副教授的職位，則是在省裡高層次人才引進的紅頭文件下來後才評上的，而正教授的承諾卻遲遲沒有兌現。學校解釋：「給你副高已經有很多人不滿意了，很多老師等副高都等了很久。」
「實驗室更別提了，誰家儀器有空你就去蹭著做實驗就行了。」好不容易盼到了獨立實驗室，林昊用自己申請到的科研經費購買儀器時，卻發現往往貨不對板。
在報銷方面，他也感到筋疲力竭。蓋章、簽字，他需要幾個校區來回地跑。「找領導簽字時，領導長時間不在。」「自己賬戶裡的錢花掉，卻跟審犯人一樣，那種感覺真的太糟糕了。」林昊告訴記者。
而向領導反映問題時，領導卻像對皮球一樣踢來踢去。「感到心灰意冷。」林昊說。
02
「非升即走」
奔著高校教職時間自由、工作體面入職後，「青椒」們卻發現，現實與理想有著不小的差距。高校雖沒有嚴格的上下班打卡制度，但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卻變得模糊不清。
李莉作為教學秘書，每學期有120個課時，並時刻準備著回答學生可能提出的各種問題，有時甚至到了晚上12點學生還在向她詢問問題；作為班主任，她還要組織班會，關注學生思想動態、學習成績以及同學間的矛盾等。
梵谷的教學任務，雖然相對較輕，但和學院裡的其他年輕老師一樣，白天經常被安排做一些雜務，如答辯秘書、協助碩士、博士招生做行政支撐工作等。在她看來這是浪費時間。
晚上才是她做科研的時候。「白天的時間被碎片化，只有晚上七八點之後才是整塊的時間。」梵谷告訴記者。對她來說，每天熬夜到兩三點已經成為常態。
瑣碎的事務之外，還要面對壓力不小的考核。
梵谷和劉燁在入職時與學校簽訂了「3+3」（第三年和第六年分別考核一次）的「非升即走」考核。
梵谷前三年的考核要求，包括自然科學基金縱向項目、橫向項目經費指標和三篇國際高水平論文。原本她的第一次考核時間是在2023年11月左右，但她在2022年底早已決定離職、跳槽轉行，並在2023年3月份選擇了離職。在離職前，經常被瑣事纏身的她已經拿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縱向項目，併發表了幾篇一區（SCI頂尖期刊論文）文章，順利完成了前三年的考核要求。
對於劉燁來說，前三年的考核相對簡單，只需要在二區（SCI中上等期刊論文）期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即可。然而，六年的大考核則相對較難，要求在學校劃分的A類期刊上發表5篇文章，並獲得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前三年需要在二區（SCI中上等期刊論文）期刊上發表一篇文章
他曾目睹三個同事因為未能完成六年的考核而被解除合同。關於飯碗的事情，讓他感到了極大的壓力，「每天都會去想它，下班、放假了也得去想它」。
與梵谷和劉燁不同，林昊是通過高層次人才引進的方式進入高校的，並沒有明確的考核標準。學院院長告訴他：「你還要跟這些老師一塊考核，但是私底下就走一個過場。」
「我入校時候被忽悠，兩年要在影響因子10以上的中國科學院頂級雜誌上發一篇論文，5年考核期內至少要發上兩篇一區，三四篇二區。」林昊告訴記者。應學院的要求他寫了一個類似於研究計畫承諾書遞交到學院，「完不成則可能面臨降薪的風險」。
在考核中，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是最讓老師們感到痛苦的。
林昊目睹同年進入學校的一位老師，因為卡在自然科學基金的申請上，被迫轉為實驗系列的工程師。但林昊自認為比較幸運，入職第一年就拿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項目。
李莉也曾在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省級自然科學基金時接連碰壁。但領導會定期催促她撰寫申請材料：「今天該寫國自然了，省自然評審時間又到了，是不是又該交了？」
入職時想像的寒暑假，則可能是他們最忙碌的時候。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本子（項目申請書）的提交截止日期是每年的3月20日，這意味著寒假期間，教師們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準備本子。
2021年的春節放假期間，梵谷的心一直懸著，因為春節過後她需要提交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本子。在提交前的一週裡，她幾乎每天晚上都熬到兩三點。劉燁清晰記得申請國家社科基金的那年，大年三十還在忙著修改申請書。
暑假對林昊來說，則是進行野外數據採集或實驗的好時機。「實驗室連軸轉三五天是很常見的事。」他告訴記者。
隨之而來的是身體的警告。
30多歲的林昊，已經出現了高血壓和腰間盤突出的症狀。在高校老師中，「神經衰弱、高膽固醇、心臟病等疾病都是非常常見的」，林昊告訴記者。
03
「關係網」的考核
「申請基金不是看你的本事，而是看你的人脈。你不去跑關係，你就自己寫本子提交，大概率是中不了的。」劉燁告訴記者，項目評審打招呼已經成為一種潛規則。
考核中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評選的過程本應是基於科研實力的公正競爭，但實際上，一些不良風氣和「潛規則」影響了這一過程的公平性。
儘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明確規定評審專家應獨立、客觀、公正地作出判斷，但在實際評審中，「打招呼」的現象仍時有發生。
2023年2月21日，自然科學基金委召開黨組會議，會議通過了評審專家被「打招呼」頑疾專項整治工作方案。據《中國科學報》，專項整治以來，已將因「打招呼」被處理的人員按規定錄入由21個部委、47個地方科技管理部門參加的科研誠信管理信息系統，實施聯合懲戒。
2024年10月12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網站發布《2024年不端行為案件處理結果通報（第二批次）》。通報顯示，西北大學地質學系古生物教研室教授劉某某，2021年在重點項目申請過程中向專家請託，同年在其他項目中為他人提供便利。
「潛規則都是這樣，這也是我非常痛恨的事情。」劉燁說，身在其中的他，儘管對其很反感，但也不得不遵守這一套「潛規則」。
為了能夠拿到自然科學基金，劉燁也曾跑過關係。「具體什麼（基金）肯定不能說。」他告訴記者，「都是在一個桌子上玩遊戲的，有人已經知道底牌了。有些老師還傻乎乎燃燒著自己的生命、時間、健康陪跑。」
即使完成了客觀的考核指標，也並不意味著達到晉升標準，客觀的考核指標只是確保能夠進入評選的「敲門磚」。
由於每個學院能夠晉升的名額是有限的，通過客觀標準的老師還需要再和這些老師競爭，獲得勝利後才能獲得晉升。
這其中的未知性，就給梵谷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不知道未來和你參與同時期的考核晉升的人，他是什麼論文水平、項目經費情況。甚至有可能會和學校其他工科方向的人一塊考核。」她說。
不僅僅基金項目上需要「打招呼」，在職稱評審方面「打招呼」也會更加順利。「你要和領導關係好的話，這個職稱也就升得很快了，什麼問題都不是問題了。」林昊告訴記者。
04
「沒有商量的餘地」
所有的問題，在林昊一次去報銷費用時爆發了。
那天，他的報銷單因為貼的順序不對，被財務要求重新走流程。在財務室，他與財務人員發生了激烈的爭執。隨後，領導找他談話，要求他寫檢查並承認錯誤。
從那天起，他心中埋下了離職的種子，「我覺得整個環境似乎不太適合我，活得也很壓抑」。
大約三四個月後，林昊找到了海外一個研究所的工作機會。在做好工作交接後，他選擇了離職，此時距離他入職高校僅一年半的時間。
起初，學院院長還想挽留他，提到他考核基本完成，有編製、有頭銜，經費也充足，學校和學院都非常重視他，希望他再考慮考慮。但林昊態度堅決，表示沒有任何討論的餘地。
劉燁離職的導火索，則與學校的兩個政策有關。
一是學校取消了論文獎勵，之前一篇一區論文有2萬元的獎勵。「如果肯干的話，年底的績效還是比較可觀的。」
另一個是學校為了督促老師拉橫向項目（企事業單位等與高校合作項目），計畫對老師辦公室收費，費用從項目中扣除，甚至包括電費等都要均攤。再加上他對「非升即走」的考核沒有把握，考慮到六年後可能被辭退，屆時他將超過35歲的門檻，「你去企業的話基本上不太可能，人家企業都招35歲以內的」。
2024年年底，拿到獎金後，劉燁退了4萬元安家費，並支付了8萬元的違約金離職了。
由於科研、項目經費未知等壓力疊加找不到高校科研工作的意義和價值感，梵谷2022年7月有了辭職的想法。2022年底，她同時拿到了研發公司和科技投資企業的offer，2023年春節，她告訴父母辭職的想法，雖有阻攔，沒有人能改變她的想法。
離職後劉燁進入了一家國企工作，薪資是之前的三倍。而且，他想要做研究時不需要再送禮了，「企業有很多錢，只要肯做就有資金支持」，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分開了。
在那裡，劉燁找到了作為高層次知識份子被厚待的感覺。
林昊去研究所工作後，他的焦慮減少了，找到了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也有了更多的時間和家人相處。
李莉目前正在國外擔任科研助理過渡，談及未來規劃時，她明確表示：「我再也不願意回高校了」，「學校的制度越來越複雜，操作系統也越來越繁瑣，老師的可行性空間越來越低。」
離職後，再談起他們在高校的經歷時，值得驕傲的不再是發表了什麼樣的論文或拿到了什麼樣的基金。
梵谷告訴記者：「一直覺得為了發文章而發文章以及申請項目，無論是國家級還是省部級的項目，天天寫著格式化的申請書、結題報告，感覺很沒有意義和成就感，不知道這些東西到底能給社會創造什麼價值。」
劉燁則認為，自己之前是為了寫論文而寫論文，「很多東西是沒有實際用處」。
真正讓他們感到驕傲的是學生取得的成績。林昊看到自己輔導的學生都有較好的歸宿，這是他最大的安慰。梵谷看到自己帶的碩士生畢業時進入各研發大廠工作，拿到三四十萬元的年薪，這讓她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而面對當下的高校環境，林昊希望：「高校不要那麼功利，設置那麼多條條框框，為了考核而考核，把知識份子和老師們當作燃料一樣燒完就扔。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高校應該是一個能讓人靜下心來，做一些實實在在事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