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張季鸞與《大公報》同仁合影。（網絡圖片）
編者按：鐵流先生1957年他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他也是本網站《往事微痕》欄目的創始人與主要撰稿人之一，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
題記：一位哲人曾說：「對嚴冬的回顧，猶如對春天的讚美。」回憶逝去的痛苦歲月，正是對未來時代的嚮往和企盼。一夜之間使55萬民族知識精英淪為政治「賤民」，自此銷聲匿跡埋葬一生，然而他們每一個名字都是棵長青的綠樹，都是「「新中國」」的奉獻者……一位覺醒者曾慘痛地喊出：我們營造的是一座紅彤彤的新世界，得到的卻是一座黑沉沉的地獄！
57年前那一場「反右鬥爭」，一夜之間使55萬民族知識精英淪為政治「賤民」，自此銷聲匿跡埋葬一生，然而他們每一個名字都是棵長青的綠樹，都是「新中國」的奉獻者！在那逝去的歲月裡，他們用激情燃燒的一腔熱血和生命，真誠無私的青春年華，去努力追求和營造心目中理想完美的共和國，得到的卻是皮鞭、鐐銬、飢餓、勞累，甚至是抽筋剝皮的殺戮。一位覺醒者曾慘痛地喊出：我們營造的是一座紅彤彤的新世界，得到的卻是一座黑沉沉的地獄！
吳永良先生，曾是北京《大公報》的名記者，生活在今天的年青一代，甚至上溯到他們的父輩，也搞不清楚《大公報》是一張什麼樣的報紙？它對中國的民主進程，在蔣、毛兩家逐鹿中原的決鬥中，起到過什麼樣的作用，它曾擁有一支什麼樣的採編隊伍，有過哪些堪稱世界一流的名記者？
先說說《大公報》的歷史，20世紀上半葉，《大公報》在中國是一張赫赫有名的大報。1902年創刊，時值清朝末年，由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聯合接辦。以「不黨、不盲、不私、不賣」為辦報宗旨，堅持以文人論政為特色的民間性，在中國新聞史上獨樹一幟，這對當時政局的演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而於1941年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榮譽獎章，這是中國唯一獲此殊榮的報社。在《大公報》全盛時期同時或先後出版有該報的天津版、上海版、武漢版、重慶版、桂林版和香港版等，也是中國報紙中唯一的一家。抗戰時期，重慶版的發行量是重慶其它報紙的總和，可見它在讀者中的聲譽。
1949年以後，天津《大公報》更名為《進步日報》。上海《大公報》則繼續出版，但原來的特色已不復存在，因而失去了相當一部分的讀者。1953年，上海《大公報》北遷與《進步日報》合併，並於1956年9月將社址遷到北京，按照計畫經濟的模式，該報分工報導財經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1966年9月14日，這張具有六十五年卓越歷史的報紙被迫停刊。現在只有香港還在出版這份報紙，它是作為香港地方的一份報紙而存在，延續著《大公報》倖存的一脈生命，但已沒有昔日《大公報》的精神，僅是中共在香港的一個聲音代表。
《大公報》已沒有昔日的戰鬥精神，僅是中共在香港的一個聲音代表。（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這樣一份人才薈萃，群星閃爍的報紙，引起世人的關注和喜愛。其中有朱啟平在二戰中被該報派遣在美國太平洋艦隊任隨軍記者，1945年9月2日，他參加密蘇里號戰艦上日本向盟軍的投降儀式，發表了傳誦一時的通訊《落日》，後來他又被派駐美國；蕭離是抗戰前的北大學生，抗戰爆發後一直活躍在抗日文化戰線，抗日勝利後在北平《平明日報》，1954年以後任《大公報》記者部的領導，他才思敏捷，語言幽默，待人親切，有不少膾炙人口的文章；高汾是活躍在抗戰時期的女強人記者，30年代末在夏衍主持的桂林《救亡日報》，後在重慶《新民報》，抗戰勝利後任《大公報》駐南京記者，在國民黨首都報導政治文化消息，鋒頭甚健。
沒有想到在１９５７年的那場摧英毀蓓的反右運動的狂飆中，竟把這些在中華民族的民主自由進程中作出巨大貢獻的《大公報》精英們，整整二十人被劃為「反黨反人民的敵對分子」，淪為人世間的「賤民」，飽受凌辱達二十餘年。他們是：總編輯袁毓明、副總編輯趙恩源，記者部副主任蕭離、記者蕭鳳、戈衍棣、單于越、尤在、吳永良、顧國權，理論部編輯朱沛人、毛健吾，副刊部編輯高汾（當時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劃為右派後回報社），國際部編輯徐梅芳、總編室編輯曹銘、通聯組編輯余悅、香港《大公報》駐京記者朱啟平；經理部有：副經理趙英達、業務科副科長馮雋民、財務科科員徐文蘭、業務科科員石文華等。這些人都是新聞界的資深人員，如朱沛人，曾任南京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北平《世界日報》總編輯；毛健吾，抗戰時期任《大公報》社長；袁毓明，曾在《晉綏日報》，後任《西南新華日報》總編輯；趙恩源，抗戰勝利後任天津《大公報》編輯部主任。
吳永良先生在他的《雨雪霏霏》一書中寫道：「我戴了二十多年右派份子的帽子，長期受壓抑而無力擺脫的焦慮情緒……，無論何時何地，自己總是一個『有身份』的人，總是處在遭受冷眼歧視的政治賤民地位，常被斥責譏諷，以致動不動就被批判懲罰。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的『腸一日而九回』的滋味，我深有體會。尤其是右派生活的最初三年，被遣送到北大荒勞動，正是大躍進的三年，後來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老百姓則明白無誤地稱之為餓飯時期。我親身體驗到什麼是飢寒交迫，也親自經歷過一些夥伴被奪去年輕生命的悲劇。」
當提及為什麼被劃為右派份子時，他筆下詼諧而調侃：「我被劃為右派的根據有五、六條之多，其中有幾條是『附和右派言論』，『同情右派言論』和『右派主張』等罪名，似乎是用來湊數的。比如我的所謂罪行中說我附和徐盈、子岡等人的右派言論，其實我從未讀過他們的此類言論，而且，他們早已離開報社了，我和他們再也沒有來往過，這在法律上是根本不成立的。只有強加給我的第一條的罪狀倒是事出有因，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報》頭版下方的一篇題為《阻撓、限制、刁難、歧視——本報記者申訴採訪中的一些遭遇》一文，此文雖未署名，是我綜合整理本報十幾位記者提供的材料寫成的。」從他的該書中摘錄如下：
「此文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其實很可笑。因為所講述的內容，無非是記者到一些單位去採訪，碰了釘子，或者到某些地方要看材料，吃了閉門羹，等等雞毛蒜皮的小事，此文竟被扣上那樣大的罪名，說明主其事者真是草木皆兵，神經衰弱。而且，我在寫作時，完全出於補臺的願望，無非是籲請有關部門注意克服缺點，以利記者採訪，就好像是在說，您的鞋上沾了點土，請擦掉，注意抹去棱角，可以說達到了四平八穩的水平。想不到卻恰逢上級黨組織在盛怒之際，忠而獲咎。」
「我後來又聽說，由於外國通訊社或境外報紙轉載（或摘登）了此文。依照『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這一定式來推論，問題可就大了，遂被附加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而定了我的案。事實究竟如何，時過境遷，我早已失去考證淵源的興趣了。」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運動把《大公報》精英們，整整二十人被劃為「反黨反人民的敵對分子」，淪為人世間的「賤民」，飽受凌辱達二十餘年。（網絡圖片）
書中還記述了幾位名記者落難的淒涼慘況，就像是一幅幅水墨畫：「1958年3月25日，《大公報》社劃定的右派份子——朱啟平、蕭離、徐文蘭、高汾、余悅、尤在、吳永良、石文華等八人被列入中央幾個部門約六百名『地、富、反、壞、右』的行列，遣送到黑龍江東部農場墾荒。那裡的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北大荒，是著名的勞改農場。」
「唐代詩人孟浩然的詩云：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現在的鏡頭不是才子，而是一群垂頭喪氣的右派份子到北大荒去作流人了。高汾和徐文蘭大姐，在北大荒一直在灶房勞動，長期勞累和營養不良，形容憔悴，名副其實的『滿面灰塵煙火色』。1959年初，由於飢餓，不斷傳來她們也患浮腫的消息，特別是高汾面部浮腫尤為犯忌。轉述者加上一句話說：『男怕穿靴（即腳腫），女怕戴帽（即面部腫）。』夥伴們一直為她擔心，幸好高汾於當年夏季奉調回京，而徐文蘭也在年底和全體女右派份子一道調回。」
「余悅約為三十四五歲，稍小於上述兩位大姐，比較幸運。她到北大荒後，由於身體較差，生活很不適應，大家一直比較擔心。所幸1958年6、7月間，《大公報》的一批人被下放到貴州省，她的丈夫陳楚熊在內。她因此得以早日離開北大荒，和楚熊雙雙去了貴陽。1980年我調到《財貿戰線報》（《經濟日報》前身）貴州記者站後，曾到他們府上看望，她患腦血管病在家療養。她談起1958年在北大荒的事，唏噓不已，慶幸自己能夠死裡逃生。」
「記者尤在，較我年長兩歲，以孤兒而自學成材，有一種流浪者的氣質。他在採訪中常能追根問底，其報導文章頗有氣勢。他口無遮攔，在1957年的一次社內的鳴放會上，把自己在四川某地採訪中的見聞，歸納為三句話：言論不自由，人權無保障，社會地位不平等。當時，這類情況在某些地方確實存在，絕非妄語。然而，他卻因這一席話而被定為右派份子。」
「尤在的身體瘦小，在北大荒的強勞動中，常常力不從心。他面黃肌瘦，用『面如土色』來形容很貼切。同組的難友電影演員張瑩的語言幽默，曾開玩笑說：『尤在，不管什麼時候，在你臉上蒙一塊黃紙，都可哭。』但他終於熬過了漫漫長夜，於1960年秋先我兩個多月回到北京。次年又被報社下放到湖南省勞動基地養豬。我的年齡排在倒數第二，1958年我三十二歲，是足球場上的老將，作為流人，還算年輕，體力和心態都略強於尤在，但在一般人的眼中，我屬於弱勢人群中的一員。這些年，我曾兩次親耳聽到消息，說我已死在北大荒了。」
「一次是在1983年春季的一個傍晚，和復旦新聞系的同窗、詩人張天授兄，在重慶一家小茶館對座品茗，我明明坐在他的對面，他卻皺著雙眉對我說：『有人確實告訴過我，你早已死在北大荒了。』我聽了覺得有些好笑，但又有些吃驚。我想，很可能是有的夥伴據我當時的情景而有此判斷，想不到我福大命大，安然脫險了。」
「另外一位傳謠的是文化部的焦勇夫兄，我們在北大荒是難友，雖然交往極少，但彼此是相識的。直到1985年，他和《經濟日報》的一位同事同赴歐洲訪問時，交談中得悉我在《經濟日報》工作，他有些吃驚地說：「聽說他早已死了，居然還在。」這說明我當時的形象不是一般的狼狽。然而我居然活了下來，安然進入了21世紀。此所謂「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吧。……在北大荒當流人，將近三年時間，每天勞動十二至十六個小時左右。冬天冒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苦戰、夜戰，再加上兩年左右的飢饉，人食狗彘食——以豆葉、玉米葉充當部分糧食，以至於個個浮腫，終於葬身黑土地中的不乏其人。」
歷史，歷史，一部可怕的辛酸血淚史！想忘記卻又忘不了，五十多年了整整半個世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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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傅龍山 来源:看中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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